外资40年：新黄金时代何时再来？(2)

　　华为历年累计支付给IBM的顾问费达数十亿元，平安则是麦肯锡在中国的最大客户。平安和华为通过不断学习和创新已经成为世界级企业，麦肯锡成立80多年间第一次入股一家海外公司，就是平安旗下的“平安好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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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采访中，政府官员出身的受访者会说，外资40年，在经济方面贡献很大，经济之外的贡献可能更大，比如对人的思维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对政府运作体系的改变。

　　回到1988年的广州，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布了《开发区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办法》，在全国有偿出让了第一块工业用地。此前，深圳有偿出让了第一块商业用地。

　　广州为什么要出这个文件？因为1984年开发区建区时，曾设想在园区内的北围港前工业区1.06平方公里内，引进外资、集中包片开发。一家法国公司有意向，花了16万美元请英国评估公司做可行性研究，结果是不可行，放弃了。原因是，1982年通过的《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开发区条法处组织多方论证，反复研究，想到了把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开。如果只是将使用权进行“有偿使用”和“出让”，不涉及所有权，与国家法律并不冲突。他们专题向国务院特区办汇报，特区办呈给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并报给中央领导。领导指示，这是个很好的想法，但不要与宪法和土地法相冲突。

　　就这样，广州酝酿起草了开发区土地有偿使用的法规，还在北京开了讨论会，1988年3月9日以广州市政府名义颁布了这个办法。12天后，向外商出让了首批土地使用权10宗。其中较大的一块的受让方是香港丘德根集团，后来转让给宝洁公司，转让的合同样本也是开发区条法处参与起草的。

　　开发区关于土地有偿使用观点的提出和实践，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影响。1988年4月12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正案，将原《宪法》第十条第四款改为：“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按照法律的规定转让。”1990年，国务院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其原则就是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

　　为了对接外资，中国很多地方成立了经济开发区，开发区不是一级政府，而是上级政府派驻的享有综合经济管理权限的下设机构，比如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可以对接上面十几个局，帮投资者一站式解决问题。

　　开发区是政府职能转变的最前沿，因为各地都在招商引资，存在竞争，做不好服务，资本就会流走。从蛇口工业园区到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到苏州工业园区，等等，“放管服”改革二三十年前就在进行，而且有很多经验。只是后来不少开发区又行政化、官僚化，失去活力了。

　　一位曾在开发区管委会工作的跨国公司高管回忆说：

　　“在开发区，第一学到的是办事要讲效率；第二是要讲法治。有的项目一谈就是几年，每个细节都要有法律保障。比如外资很关心在中国赚到的钱怎么汇出去，但我们当年有个规定叫‘自行解决外汇收支平衡’，因为当时外汇短缺。我们习惯拍胸脯说这没问题，开发区这么多企业，有的要人民币有的要外币，可以帮助调剂。

　　“但外资就是通不过，一定要签署有法律约束的条款。所以在跟外资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没有这些经验的累积，建立了自信，我们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加入WTO，全面融入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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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鼓励投资、政策倾斜，到放松管制、开放市场，到公平竞争、一视同仁，今天的中国依然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中国反复强调，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要努力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按照国际化、法治化要求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中国投资环境无疑越来越好，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具体到不同地方、产业和部门，有时和承诺的并不一致。

　　李光耀和郭鹤年对中国都很了解，和高层也很熟悉，但最近读他们的回忆录，发现他们在投资合作中也有不少困扰。

　　李光耀说，“尽管语言上没有障碍，我们的经商文化却迥然不同。我们讲究法律和制度。他们听的是上头的指示，不一定明文规定，意思也总是因人而异”，“见识了一层层行政机关和易变的经商文化的错综复杂”，“对中国的制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学会怎么绕道而行，回避各种路障”。

　　郭鹤年在回忆录中说：“我发现中国优秀的领导人还是占多数，特别是高层领导人……我们在中国遇到过障碍，也遇见过思维狭隘的人。有些人你不给他好处，他就对你置之不理。在一些省份，你会遇见偏执、狭隘的官员，他们什么还没有做出来，便只会嫉妒。我们能做的就是避免去这些地方。总的来说，我认为我相对成功，是由于我愿意妥协。”

　　“政府工作不仅要继续改善基础设施等‘硬环境’，更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在‘软环境’上有新突破。”在这方面，中国不能丝毫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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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从跨国公司的角度，也要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

　　跨国公司一直有一种“深信自身的优越感”(convinced of their superiority)，但这往往会让他们陷入误区——

　　2004年，eBay的CEO惠特曼断言“淘宝只能活18个月”，那时淘宝刚出来不久，eBay和新浪、搜狐、网易三大门户签署排他性协议，不接受淘宝打广告，以为这样就可以“封死”淘宝。不料淘宝转向中小网站联盟做推广，蚂蚁雄兵，争取到大量新用户；

　　百度上市后，为对抗谷歌的进入，曾有意引进微软作为战略性股东。微软在中国的团队基本谈好了入股条件，但到美国向CEO鲍尔默汇报时，他的反应是，“百度怎么收入这么少？价格太贵了，等他们收入大了以后再投”；

　　迪士尼乐园今天在上海非常成功，但其实成功可以更早一些。在上海建迪士尼乐园是朱镕基担任上海市长时发出的邀请，但直到他从总理任上退休，还没有见到一丝踪影。

　　低估中国市场的潜力，低估中国公司的潜力，低估中国本土员工的潜力，低估中国市场的竞争强度和变化烈度；高估中国的政治风险，高估中国的金融风险，高估过去形成的模式的威力，高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能力，这是很多外企的“路径依赖”。他们也因此受挫。

　　宝洁CEO大卫·泰勒曾说：“宝洁一直把中国当成一个发展中市场，而实际上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消费者最挑剔的市场，宝洁公司对消费者需求转向较高端产品的转变毫无准备。”

编辑：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