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铿：明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8%，要给民企进一步吃定心丸

中国未来的GDP增速如何？如何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我国民企资产负债的真实情况怎样？搜狐财经就此对话了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贺铿。

贺铿表示，对于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他比其他经济学家更乐观。“逆中国化不可能真正发生。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潜力巨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想完全把中国隔离在世界经济之外是不可能的”。

据他分析，中国经济增速在三季度能达到3%、4%，至四季度能恢复到原有水平，沿着6%左右的速度向前跑。至于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应该能达到8%。

如果说国有和国有控股的大型企业是国家安全的保障，那么民营企业，包括广大中小企业就是创造市场活力，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早在2018年，我国民营企业就已超过2500万户，贡献了全国50%以上的税收和60%以上的GDP。不仅如此，过去每年新增1000万左右的城镇就业任务，90%都是民营企业完成的。

“比起国企，中小微民企在进出口方面有着极强的韧性。”贺铿表示，民营企业体量较小，产权非常明晰，机制比较灵活。

“船小好掉头，中小微企业转产、转型，比国有企业要灵活得多。因此，在国际贸易受阻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及时地改换自己的生产形式、生产方式。”贺铿说。

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和环境并不乐观。贺铿指出，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量较小，一遇风浪就容易破产。“有专家研究，我国民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2岁—6岁，其原因就在于企业融资困难，流动资金不足。”

他建议，在发行特别国债时，拿出一部分作为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担保基金。基金由中央出资一部分，另一部分向效益比较好的民营企业筹措。如此一来，当中小企业遇到困难，就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以此基金来进行担保和融资，大大提高了融资的可能性、顺利性。

贺铿表示，2015年，央企的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是91.8%，地方国企是74.5%，民营企业为54.1%。从数据看，虽然民企负债情况远好于央企和国企，但仍超过了世界公认的50%的资产负债率警戒线。

贺铿坦言，为改善这种情况，中央在2018年开始降杠杆，但却使问题更加严重。“现在只能稳杠杆，不让资产负债率再扩大。杠杆降的太急会出问题。”

贺铿认为，针对民企当前困境要想办法给民营企业家进一步吃定心丸，不要让他们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应该对民企、国企一视同仁。只有解决这个认知上的问题，金融部门在处理民营企业的问题上没有后顾之忧，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才会小一些。” 贺铿总结。

以下为采访精编：

搜狐财经：经历了上半年的疫情攻防战，中国疫情现已得到有效控制。结合当前数据表现，您怎么看待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经济形势？

贺铿：我比有的经济学家要乐观一点。新冠肺炎疫情对世界经济的打击很大，但它只是外在因素，经济本身并没有问题。所以，当外在因素消失，经济就可以按原有的正常情况发展。

去年12月份，中国出现疫情，导致今年一季度的经济下滑为负增长6.8%，外在因素对经济的打击很明显。到二季度，中国经济正增长3.2%，说明疫情基本已得到有效控制，接下来经济会按原有轨迹走。所以我预计，到三季度，中国经济能达到3%、4%的增长，至四季度能够恢复到经济本来的样子，沿着6%左右的速度向前跑。

从2010年到现在，中国经济一直处于下行趋势。收入分配不合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也比较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比之前不但没有缩小，还扩大了。这使得中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消费，无法增长，从而导致内需不足。

今年以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比如跟美国的关系，再比如逆中国化的现象。内需、外需都出现了一些问题。7月30号中央政治局开会，对于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表示依然严峻，而且不确定性很大。这种因素影响大多数都是长期的，所以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从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经济情况可能依旧会面临很大困难。

搜狐财经：您怎么预计明年中国经济增速？

贺铿：我预计，明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8%。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明年增速为7.9%，与我比较接近。

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息息相关。大家不要以为美国、俄国、印度、巴西等国家的疫情状况还很严重，其实他们的整个经济形势已经在复苏。新冠疫情是外在的影响因素，总是要结束的。到那时，世界经济就会好转。

至于逆中国化，我认为不可能真正发生。中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潜力巨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市场。想完全把中国隔离在世界经济之外是不可能的。所以，结合这些正的因素和负的因素，可以判断明年我们的经济不至于很坏。再加上今年正常的经济增速是5%到6%，明年疫情好转后，同比来说会高出2个百分点，即达到8%的增长。

搜狐财经：为中小微企业纾困是我国今年下半年的主要任务。近日，上海发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22条政策，预计可为本市中小微企业减负超过1000亿元。您怎么看待当前地方出台的减负政策？从数据上看，这些政策对中小企业起到了什么作用？

贺铿：上海出台的22条我非常赞成。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由于自身财政比较困难，不可能像上海一样。所以我希望地方要做，中央更要做。

我一直呼吁，我们在发行特别国债时应拿出一部分作为中小微企业融资的担保基金。基金由中央出资一部分，另一部分向效益比较好的民营企业筹措。当中小企业遇到困难，可以通过一定的形式以此基金来进行担保和融资。如此一来，中小微企业的困难会大大减小，融资的可能性、顺利性也会好很多。

中小微企业的资金量较小，遇到风浪会出现大困难。没有融资，就容易破产。有专家研究，我国民营企业大概平均的寿命很短，只有两岁—六岁，其原因就在于企业融资困难，流动资金不足。

所以，要让中小微企业得到好的发展，就一定要解决融资的问题。仅是呼吁大家重视中小微企业是不够的，政策应该落到实处。因为银行也有他的困难，一旦中小企业破产后资金收不回来，一是怕领导批评，第二对个人业绩不好。所以，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生存环境确实不好，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从为中小微企业纾困的效果来看，我比较赞成用资金直接补助有困难的企业，不要用间接的办法。不然人们会对钱落到哪里，是不是真正用到刀刃上了，存在一些疑问。

搜狐财经：您认为，我国当前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点与解决建议是什么？

贺铿：我认为，首先要解决姓资姓社的问题。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目当中，民营经济好像不是社会主义经济。中央在文件里明确讲过，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却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就是公有制经济。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跟他们观点不一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邓小平提出来的改革方向。他说，资本主义国家有计划，计划经济也应该有市场。根据这个看法，每一个事情应既有公有制经济，又有民营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因此我认为，在社会主义中期阶段，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认知问题。金融机构会担心，如果贷款给民营经济收不回来怎么办。但是如果贷给国营经济，哪怕几百亿收不回来，也不用担心追责问题。所以我们要对民企、国企一视同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认知问题。

第二，在国外，中小微企业融资也比较困难，因为贷款要考虑企业的资质、信用程度等。贷款几百万、上千万，对银行来说是小数字，但银行要做的工作，与贷款给一个大企业差不了多少。所以世界上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我们在改革决定里也提到了普惠金融。

近年来，大家对于普惠金融有了一定的认识，但还需要进一步认识。对于广泛而数量众多的中小微企业，我们确确实实要想一些办法。究竟怎么进行金融服务，这个问题要解决好。

当我们解决了认识和方法这两方面的问题，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就会小一些。

搜狐财经：您对提高民企的投资回报有什么看法？

贺铿：回报率的问题不仅出现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也有，问题还要更大。按经济规律，投资项目，就要计算它的回报率，而且要计算它的回收期。这两点是任何一个投资家的投资的指导思想。只要回报率相对比较高，投资就不成问题。

有人说中国现在很缺钱，我不这么认为。中国现在资金相对充裕，关键在于资金投入后，回报率和资金回收速度怎么样。我们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做好工作，否则企业家的投资就会不积极。

另外，我们现在市场开辟的并不充分。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国外市场又不畅。没有市场，产品没有出路，企业家就不会投资。所以不要把投资问题看的太简单，要从各个方面疏通投资的阻碍，包括市场问题。

搜狐财经：今年1-6月，企业信用债共发行6.3万亿，同比增长接近50%。民营企业发行2825亿元，发行量虽然创近年新高，但和国企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您对于减少国企和民企之间的认购差量您有什么看法？

贺铿：这就是前面所谈的认识问题、公平问题。在对待民企、国企上，思想上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有人对这个问题说话，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对待，给民营企业一个明确的界定。把握好民营企业的性质，让金融部门在处理民营企业的问题上没有后顾之忧，这样才好。

搜狐财经：自疫情爆发以来，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普遍债务真实状况如何？您对降低民企负债有什么建议和看法？

贺铿： 我个人认为，欠债还钱，这是正理。如果欠债的公司只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以后还有发展的可能，那国家应该给予一定的支持，把它救起来，让其继续发展。比如可以采取展期的办法，将本来应该现在归还的债务延迟到明年、后年还。但如果欠的窟窿很大，那就只能破产。比如包商银行，现在就在清理破产中。

我不赞成取消破产。过去取消过，把坏账记到一起，再成立一个讨债公司去讨要欠款。这个办法不好，有些企业就形成了依赖心理，想着反正国家会管我，这样是不行的。

2015年，央企的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即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是91.8%，基本上达到了资不抵债，情况很严重。而地方国企是74.5%，民营企业是54.1%。世界公认的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是50%，超过就会出现大问题。而现在，民企、地方国企、央企的资产负债率都超过了50%，所以中央在前两年开始降杠杆。

2018年开始降杠杆，2019年问题更加严重。我去年曾说，现在只能稳杠杆，不让资产负债率再扩大。杠杆如果降的太急可能会出问题。

有些人认为，在中小企业即将破产的时候，可以让他们进行重组、并购。这个方法不是不可以，但是如果欠的债还不了，那就只好进入破产程序。

搜狐财经：据海关统计，2020年前7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7.83万亿元，增长7.2%，占我外贸总值的45.6%，比去年同期提升3.8个百分点。您怎么看待这个数据，为何民企在进出口领域表现出更强的稳定性？未来应如何进一步发挥民企在进出口方面的优势？

贺铿：民营企业有几个优点。第一，产权非常明晰。这是我的，这是你的，在我需要负责的部分出现问题，我就要想办法。但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负责人也要想办法，但毕竟比民企的积极性差一点。

第二，民营企业的机制比较灵活，体量也比较小。船小好掉头，所以中小微企业转产、转型，比国有企业要灵活得多。在国际贸易受阻的情况下，中小企业可以根据国际市场的情况，及时地改换自己的生产形式、生产方式。

我最近去了浙江省杭州市桐乡县。这是国内百强县之一，民营企业发展得非常好。桐乡书记和县长给我介绍情况时提到，浙江服装做得比较好，所用面料都是进口于意大利的、美国等。但由于疫情和逆中国化的影响，面料进不来，服装没办法继续生产。于是他们立即改行生产口罩、生产防护服，因为他们发现市场中口罩很行销，防护服不容易买。所以，他们今年的效益比过去更好，因为这类防疫用品更容易出口。

由此可见，民营企业有转换机制的灵活性，思想是不是适应发展的形势，这点非常重要。民营企业出口的情况比国有企业要好，就是这个原因。

我们要想办法给民营企业家进一步吃定心丸，不要让他总是提心吊胆，总是没有安全感。民营企业出现问题在2018年，有三个原因。第一，有学者在文章中写道，民营企业可以退场了。民营企业家就会觉得这是不要我们了。

第二，那一年是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发表170周年。为纪念170周年，一部分人就强调，要消灭私有制，而民营企业当然是私有制的。当然有的理论家说，按德文理解，不是消灭私有制，是扬弃，即把私有制里面不好的东西吹掉，好的东西还沉淀在这儿。这个问题也影响了我国的民营企业家。

第三，我们深化改革的整个决定都非常好，但是在国有企业的改革方面，提出的是混改。那么有一部分民营企业家就有疑虑，混改是不是跟50年代的公私合营一样？大家对公私合营还是心有余悸的，所以2018年下半年的民营经济总是受这些影响。这些问题我不敢说自己认识得准确，但确实有一些现象需要我们重视。我们需要把一些问题不断地澄清，让民营企业家们感觉到我在中国是有发展前途的，是能为中国做贡献的。

这次在浙江，他们给了我第二个信息。一部分民营企业转到了东南亚，结果对当地的法律不熟悉，招工也困难。最后从桐庐出去又回到了桐庐。所以，我们要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深入的做工作，让民营企业能安安心心地在中国发展。

搜狐财经：我国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您认为，如何为民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激励民企发挥更大作用？如何看待地方政府锦标赛体制对营商环境的影响？

贺铿：中央已经明确了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因素没有很好的落地。所谓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政府不要太干预企业的发展，只需为他们服好务，风清气正即可。我们要构造一种“亲清”的营商环境。第一个亲是亲人的亲，民营企业家和地方的领导就像亲人一样。有困难跟政府说，能做到的一定帮你解决。第二是清洁的清。君子之交淡如水，清清白白。企业家要有情怀，领导者要有高的思想觉悟、服务意识，这样营商环境才会变好。

我们现在达不到这样。有人讲得很俏皮，说很多地方都在玩J、Q、K的扑克游戏。J就是千方百计把你勾来，为了招商引资，把话说的很好。Q是当你来了以后，投资得差不多了，就把你圈起来了。想出去也出去不了了。最后，出去不了就拼命来K你，让你今天交这个费，明天交那个税。虽然这个说法有点过头，但是现象是存在的。我们应该看得长远，好好地发展营商环境，为企业提供好的条件，这对对百姓肯定是有利的，不要看一时之利。

至于锦标赛制度，是地方官员的相互竞赛机制。这肯定有消极的影响，但是只要用得好，就也有正面的作用。假如所有的干部都认识到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恰恰锦标赛制度会促进好的营商环境的形成。所以我认为，不能把锦标赛体制看得一无是处，只要引导得当，它会发生积极的作用，就看领导怎么去考核了。

搜狐财经：《2020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有超半数毕业生到民营企业就业，民企是支撑就业的中坚力量。结合具体数据，疫情防控常态化下，应如何调整我国就业政策？

贺铿：大部分就业都在民营企业，我觉得非常正常。过去民营企业吸收了80%以上的就业，其他部门有20%的就业，其中大部分是靠中小微民营企业。过去每年都要新增1000万左右的城镇就业，这个任务90%由民营企业解决。因此，我们更要办好民营企业，否则失业的情况会更加严重。

我国当前积极的就业政策没有什么需要调整的。但要更加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加速企业的复工复产。我们不能盲目地乐观，有些部门的民间调查数据，可以参考但不一定准确。工商联前两个月的数字表示，我们整个的企业复工率还没有达到90%以上，有10%以上没有复工。所以如果要调整就业政策，应该把思想放到这上面来，让复工的困难更少。企业能够全部复工，就业就不应该有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业也肯定解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