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高圣创始人陈明键：西行问道 圣城求真

东方高圣创始人陈明键（左）

　　“老的不死，小的不生。这是中国当前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面临的最大挑战。”陈明键如实说。

　　作为东方高圣的创始人，陈明键在“东方高圣的并购交易59条”中，“术”篇的第一条：实质上要会把复杂问题简化，形式上要会把简单问题细化。“老的不死，小的不生”，听上去简单粗暴，甚至不近情理，但的确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的归纳，而且背后却有着大数据支撑。

　　所谓“老的不死”，是中国正在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8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7.9%，而人均预期寿命则为77岁。而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以上，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以上，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社会。单从年龄结构而言，“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圣训已经失效了。

　　然而另一方面，“老无所依”的诅咒却还没有解除。仍以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数据为标准。2018年，中国的人口死亡率是千分之七点一三，也就是每十万人，有713人会在2018年离世。而2018年城乡居民因病死亡的粗死亡率每十万人大概是650人，排在前三位的死因疾病分别是恶性肿瘤、脑血管病、心脏病，全是慢性病。也就是说，大多数人老年都在疾病中度过余生，人生四大问题——“生、老、病、死”，都将在老年阶段集中爆发，给社会、家庭、个人带来无穷的压力。

　　而“小的不生”，则更为显性。2018年全年，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为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了200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了1.49个千分点，各项数据均创新低。不出意外，只会一年比一年更低，而且越是大城市，这个趋势越明显，比如上海，前一段时间很火的一组数据：

　　30年前的199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2784人

　　20年前的200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1148人

　　2010年的1月1日，上海共出生380人

　　今年，2020年1月1日，上海共出生156人。

　　“老的不死，小的不生”，其实是一个显性的趋势。而且内在的隐患，则是人口增长趋缓甚至停滞后，人口红利将变成人口负担。这是所有发达国家必然面临的问题，环球同此凉热。陈明键所担心的是，当人口红利消失后，中国经济赖以高速发展的引擎将不得不寻找新的动力，这个动力是什么？

　　还是人，只不过不是量的优势，而是质的优势。人均创造财富的能力能否实现指数级的变化，这个能力就是创新能力。陈明键将目光投向了以色列，犹太人。

　　为什么是犹太人？

　　从概率的角度讲，犹太人的创新能力在全世界范围内无人能出其右。最明显的例子是诺贝尔奖。以色列媒体人丹·拉维夫(Dan Raviv)、尼西姆·米沙尔(Nissim Mishal)的著作《犹太人与诺贝尔奖》给出的数据是：只占世界人口的0.2%的犹太人，自1895年诺贝尔奖成立以来，将22%的奖项收入囊中。在其881个诺贝尔奖得主中，至少有196个是犹太人，比列是22%。如果说过往只是缩影，那么进入本世纪后，犹太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人数比重仍在上升，达到28%。以今年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为例，12名得主中(包括一个组织)，犹太人就占了4位，还有一位安德烈娅·盖兹的祖父是犹太人，算是犹太血统(传统犹太律法认为，一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要么因为母亲是犹太人;要么因为皈依了犹太教)。

　　犹太人在科研、商界、传媒等诸多领域的强势表现，背后的原动力是什么？简单的将其归结为高智商是一种懒惰行为，跟吊车尾的小孩子考试垫底时说“人家的脑子是长的与众不同”一样。有些成功的确不可以复制，但大多数成功的方式却可以学习。犹太人的创新能力如何形成，当下的中国能否从以色列的创新路径中学习经验，汲取营养呢？

　　另一方面，以色列和犹太人虽然在起源和发展过程中和我们有着天渊之别的差异，但同样也有着千丝万缕的共性。比如从周边环境而言，两国在历史上和当下都面临着并不友好的周边环境，以色列近代游子归土，身处四战之地，中国则是近三十年崛起，四面警惕；从民族性格而言，坚韧、勤劳、团结则是在我们身上共同的烙印，犹太人漂泊千年，数遭屠戮而生生不息，中国人则是百年耻辱，列强瓜分后浴火重生。而在外部形象上，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说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而以色列在很多人看来也充满着神秘的外衣和神奇的内核。

　　所以，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去，到犹太人中间去，切身体验，用心感受，去找寻以色列和犹太人星火相传的生命力和创新的密码成为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2019年3月，陈明键带着问道求真的热忱踏进了耶路撒冷，这座世界三大宗教的发源地，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都将其称为“圣城”的城市。而这次一呆，则是一年半。

　　左手生意，右手情怀

　　更早之前，2012年，陈明键在王石的推介下，赴斯坦福大学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斯坦福大学坐落在硅谷，其影响力可以在一句话中得到体现——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很多人知道硅谷是电子、互联网的信息产业创业圣地，而其在生物、制造领域的强势并不为国人所熟知。而正是这次访学，让陈明键选择进行战略调整，把东方高圣很多原来做得很好的领域砍掉，专注于医药并购领域，力争把中国医疗产业做深做强。

　　在此之后，东方高圣开始成为中国医疗并购领域的弄潮儿，创造了国内多个医疗并购的首例。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陈明键发现了更多和生意息息相关，同时又不止于生意的现实。比如，中国有一亿多肝病患者、两亿多心脑血管病患者，以及存量五千万的肿瘤患者,生命健康的压力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而按照中国现有的医药监管体制,国外药品至少需要8~10年才能在中国上市。

　　市场所需和家国情怀的叠加，“阿波罗计划”应运而生。通过发起大规模定增资金投向肝病、心脑血管、肿瘤三大领域，临床三期、预期可以通过FDA审批的国外新药,获得全球领先的新药品种在中国的独家代理权。然后打通一条快速通道使得美国生物医药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减少海外药品在中国销售的临床试验审批时间，为中国亿万患者提供可以和美国患者同步用上急需的新药,从而提高中国患者的福祉。阿波罗计划下，东方略——这家专注于肿瘤创新药的临床开发和商业化，为满足临床需求提供解决方案的生物制药企业开始走上快车道。

　　如果说东方略承载的是陈明键和东方高圣的商业野心，那么，中以海德人工智能实验室，则更多彰显的是一份家国情怀。这个由陈明键和王石、诺贝尔化学奖得主Roger Kornberg一起创立的实验室，锁定的研究方向是欧美罕见，但困扰上亿国人的慢性肝脏疾病——乙肝。“西方没有这方面的科研需求，缺少持续投入的动力，国内缺少这方面的科研能力，我们不主导推进，谁来呢？”陈敏健将中以海德的使命概括为“肝脑涂地，攻克病毒”。攻克病毒，是最终目的；肝脑涂地，则透露出这条科研之路的辛苦和艰险。

　　中以海德的模式是企业家+投资家+科学家的商业模式，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也以此为契机，陈明键的第二次访学之旅开启。但不同于硅谷之旅，聚焦的是“我”下一步该走向何方，耶鲁撒冷之行，更多的是是回答“我们”，未来该如何前行？”

　　在耶鲁撒冷的一年半里，陈明键身临其境，实地走访，参观圣城遗迹，钻研犹太经典，问道科研大师，对话政府高层，他们之中，有犹太历史学家，希伯来大学前校长、Menachem Ben-sasson、希伯来大学政治地理学教授Noam Shoval，有2006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罗杰·科恩伯格，有第一位在以色列获得终生教授职位的中国人、《塔木德》的翻译者张平教授，有三任以色列总理发言人，以色列外交界传奇人物Meron Medzini教授，有84岁拥有61个子女的Gloria女士……

　　所有的问道，最终都指向一个终极问题，犹太创新能力的源泉。陈明键相信，犹太人创新能力的独步天下，藏在他们的教育之中。一年半的躬身观察，最终变成一部25集的《犹太教育揭秘》。“人口红利过后有没有创新红利，如何实现创新红利？”或许看完，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