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对话华大基因CEO尹烨: 从生物科学看如何培养孩子(2)

俞敏洪：一个人要能够把自己放得心平气和，既不傲然于世，凌驾于一切之上，也不自卑到尘土，把自己看得一无是处。我觉得人与人之间首先是平等关系，其次是互相之间的谦让关系、帮助关系、和平相处的关系。你刚才说的观点更深刻，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生物界、人与大自然、人与植物、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互相之间的平等关系，对我们也是一种开悟的根本。当我们走向大自然，发现植物和动物都能给我们带来心灵抚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为我们而存在，但又是为我们而存在，因为老天准备好了可以治愈一切心灵的东西，关键看我们愿不愿意接受。

尹烨：同意。很多人问如何把握未来？但我觉得把握现在就是把握未来。未来不可预测，但未来是今天的积分，我们怎么过今天，就会怎么过今生，这个自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如果今天吃一顿饭就好好体会这一顿饭，如果今天去打球就好好打这场球，用力活在当下，把握了今天就是把握了今生。

俞敏洪：现在很多人总是把自己生命的不顺利归因到某个外部原因，总觉得是别的人、事、物导致他过得不好，但实际上大部分情况下都是自己和自己过不去。一个人不高兴久了、抱怨久了，这种基因会传给后代吧？从生物学角度，需要通过什么样的努力来调节不高兴的基因？从科学角度，一个人如何摆脱自己内心抱怨不平、愤然的感觉？

尹烨：是的，女孩从出生开始，她的卵子、卵母细胞的数量就已经确定了，虽然每个月排一个卵子，但这几百个卵子就在那，很稳定的。我以前开玩笑，男的最有问题，“老男人们”如果抑郁了，精子就会甲基化，会基因突变，这个劣质的精子会传下去，甚至传给下一代、下下一代，所以我们一定要开心。

第一，我们要养成正面的习惯。这几年我周围的人包括家人都觉得我脾气比以前好，我二十几岁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年少轻狂。现在也可能是激素不行了，没那么大火了，只要一生气我就深呼吸，做一些特定的动作努力让自己恢复到正常状态，这是可以养成习惯的。

第二，可以从一些确定的行动中寻找快乐。比如跑步就可以产生大量的内啡肽、多巴胺、血清素，这四舍五入就是给自己吃了抗抑郁的药物，跑步是可以自己做的。很多人说来不及跑步，没那么多时间，那就做做无氧运动，只需要一分钟立刻就不一样了。我们还可以选一段特别喜欢的音乐，把声音放到很大，这也能很快帮助我们进入到一个好状态，因为音乐会把我们的脑波从紊乱调成正常。还有一个方法，面对镜子，咧嘴笑，然后看三秒。总之一定要有自己解脱的办法，让自己远离小情绪。

俞敏洪：我各种各样的压力还是比较大，但很多人都觉得我“双减”之后的情绪、姿态都保持得不错，我就完全暗合了你提到的tips。比如运动，我每天都要求自己的步数原则上不能少于15000步。像昨天开了8个小时工作会议，晚上又和朋友喝酒聊天，回家后发现手机上只有2000步，我就立刻用一个小时出去跑了8000步，感觉浑身特别舒服，这就给了自己一种正向回馈，同时产生了愉悦感。

同时，我也常在办公室做无氧运动，有时候特别劳累或者坐得太久，我会起来原地猛跑800到1000步，像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在跑，跑得气喘吁吁的。我做俯卧撑一次性可以做到60个。

还有唱歌，我唱歌属于跑调一塌糊涂的，但我不用对别人唱，我只对自己唱，我喜欢唱草原歌曲，高昂、宏大，我有时候会一边洗澡，一边高声吼草原歌曲，每次都会带来一点快乐，抵抗现实中遇到的麻烦和苦恼，这让我保持一种心态平衡，保持心灵上相对的愉悦感，从生理角度来说完全符合你提到的。

实际上，我们会发现这些平时保持乐观情绪或者正能量的人，包括你我，大部分情况下都是靠自己调节的，并不是天生的。

尹烨：是的，因为不好的事遇得太多，就逼得我们把任何事都看成了好事，把不开心的事说出来。俞老师唱草原歌曲的习惯一定要保持，很练肺活量。

俞敏洪：对，尽管声嘶力竭，但确实带来一种舒展和不要命的感觉。我表面上看像个读书人，但运动起来挺狂野。我夏天骑马在草原上飞奔，冬天滑雪，原来年轻的时候玩单板、双板，总去挑战自己，这会带来一种正向回馈，这还影响到内分泌、基因、大脑，因为尝到了正向回馈的甜头，我们就会不断自己主动寻找正反馈。我觉得如果人有能力寻找正向回馈，基本就算走在了成功的道路上。

尹烨：我们只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多巴胺刺激，刺激性的反馈，比如赌博，先赌一块，然后赌五块、十块，最后陷入其中，因为这个奖励是刺激，刺激是一定要有更大的奖励来诱导产生多巴胺。所以多巴胺适量就行，多了是毒药，一种能勾魂的毒药，这个取不得。内啡肽奖励是更好的选择，内啡肽奖励的是成就，和剂量无关，而是因为完成了某个事情后所感受到的内心平和。尽管这两种激素都属于神经递质，但我们怎么去用，是活在多巴胺的世界里，还是活在内啡肽奖励的世界里？在这个过程中，高手都学会了活在自己给自己成就奖励的世界里，是有物质基础在的。

俞敏洪：多巴胺是寻找刺激，但不一定是有成就感的东西，而内啡肽是付出努力后能带来某种成就感和愉悦感的东西，是吗？

尹烨：没错，多巴胺低了会抑郁，多巴胺高了则会进入到一种痴迷状态。比如在热恋中，天天都想见到那个女孩，这时候这个神经就是进入了一种病态，多巴胺太高。很多抗抑郁药物，都是在围着多巴胺来回调节，但人的大脑或者肠道本身就具备大量分泌这种神经递质的能力，我们只要找到一个适用自己的状态，就可以事半功倍地解决很多身心问题。 

脑科学在过去叫神经生物学，就是这样一步步将自我感受和状态连在一起，以前有心理图表，现在有物理或化学的诊断手段，我们才明白，尽管先贤们在还原论上没有我们强，但在系统论上早就超越了我们的高度。

05. 从生物科学看如何培养孩子

俞敏洪：一个人阅读多，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一个人口才比较好，则可以赢得更好的资源和支持，这是两个成功很重要的要素。我在你的书中看到，在孩子小时候培养语言能力是非常关键的，好像2~6岁是最关键的时期。你现在也是两个女儿的爸爸，对孩子阅读、语言能力的培养，你对家长们有什么建议吗？

尹烨：第一，孩子教育的第一责任人是家庭、家长，不是学校、老师。对家长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者宜施于人。换言之，要反求诸己，想让孩子看书，自己先看，想让孩子背古诗，自己先背。现在很多家长，考古诗，他自己开卷，让孩子闭卷答，孩子没背出来还骂孩子，但他自己一首都背不下来，这很搞笑。我会和我女儿一起背很多诗，这是我父母小时候教我的方式，尽管孩子可能还不能理解古诗中深层的含义，但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对唐诗宋词的韵律、感觉就培养出来了。

第二，培养孩子的复述能力，让他们尽量用简单的方法把一件事说出来、读出来。我会经常鼓励孩子们，换各种各样的说法进行表达，我们就比谁的说法多，这实际就是锻炼了他们打比方、做比喻的能力，比喻再到高级就是隐喻，他们对语言的应用就会得心应手。我觉得让孩子加强复述是很重要的环节。

第三，关于多语言的问题。现在可以通过功能核磁看到我们做事时具体是哪个脑区在活跃。像我们初中以后才开始学英语，我们的母语和英语是在两个脑区，我在复旦大学的核磁专门测过，给我看中文时，是这边的脑区亮，给我看英文的时候，是另一边的脑区亮，证明我面对两种语言的时候，是在两个不同的脑区活动，但如果是一个小孩子来做这个测试，这两个脑区就会非常接近。很多欧洲小国，比如卢森堡或者比利时，他们的人可能会德语、法语、英语，因为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接触了这些语言。我们也会发现很多南方人，比如广州的朋友们，既会讲粤语也会讲普通话，会讲潮汕话、闽南话，还会讲英语。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学习双语最好的时期是孩子2~6岁的时候。

仔细想想，不管多难的语言，人类哪一个婴儿学不会？两岁的时候都学会说话了，反倒长大以后20年还学不好英文。家长们可以让孩子更早接触多语言环境，当然前提是母语要学好，再去学，不局限于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日语、韩语，只要想学都可以尝试。语言只是一个工具，孩子越早接受就越不会抗拒，自然而然地顺利听下去了，尤其是听力。听力是随着年龄增长一直在减损的，孩子越小听力的连接能力越强。

俞敏洪：我以前做了一个小小的非科学研究，是一个关于中国语言学家的背景调查，结果发现，在以前普通话不流行的年代，当他们当地有自己的语言，比如上海人讲上海话，广东人讲广东话，福建人讲福州话，江苏人讲吴语，在长大过程中，他们要学普通话，相当于也是在学两种语言，因为发音、表达不一样，结果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人，比在纯普通话环境下长大的人学英语更容易，也更有可能性变成语言学家。这是不是就像你说的，这些人的大脑在接收不同发音、不同语言的时候，驱动了大脑中的连接，并且使大脑对语言的反应变得更加敏锐？

尹烨：是的，非常有实证的证据。语言学习是很难的，语言能力是人类非常了不起的能力。像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交流这么庞大的信息，就是因为语言，这是脑科学外延非常重要的能力，对内是思维、记忆，对外就是语言能力。如果想要在世界上有更多机会获得共情，语言能力不能太差，我们应该更早鼓励孩子拥有很好的表达能力。

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会鼓励公众演讲，鼓励辩论，按照逻辑的方式归纳、演绎。但在中国或者整个东亚民族中，不太鼓励个性，这会让孩子们顾虑太多，把很多事憋在心里，不善于表达，这其实是不好的，我们应该更多给孩子营造创新的环境，花式鼓励他们去表达。比如1+1可不可能等于10？有时候我家丫头问我这问题，我就说当然可以等于10，二进制的时候，1+1就等于10。比如问企鹅会不会飞？当然会飞，把海水当成空气，企鹅就是在海里飞，海水只不过是密度更高的空气。这就是鼓励创新，告诉孩子所有的事情都有例外。

俞敏洪：两个孩子有你这样的父亲，真是太幸运了。鼓励和批判、指责，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会对孩子大脑的发育产生什么不同的影响？

尹烨：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治愈，幸福的童年能够治愈一生。家长是孩子最重要的导师，家长要成为孩子的出口，家要成为孩子的堡垒，要让孩子意识到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道歉。绝不能让孩子对家庭、家长感到恐惧，这会向下携带不好的表观遗传印记。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被夸大的孩子，虽然我妈妈也打过我两次，就两次，但我都记住了。反过来讲，这种夸给了我非常多自信，被夸多了，就不怕被骂了。

现在大家总说挫折教育，我觉得挫折教育不用教，长大以后到处都是挫折，哪有没挫折的时候？尤其当CEO，哪天不挫折？我们真的要学会花式鼓励孩子，花式鼓励伴侣，花式鼓励父母，花式鼓励同事。高手在一起都想互相结交，把圈子做大，只有不是高手的见面了才会挖苦，那没啥意思。

俞敏洪：有的家长会问，当然要夸孩子，但孩子总不守规矩，怎样才能让孩子守规矩，心灵还不受伤害？

尹烨：首先，我想了解家长是不是自己也守规矩？比如最简单的道理，大人为什么不挑食？因为食材都是大人自己买的，当然不会买自己不喜欢吃的，怎么会挑食呢？如果家长自己领着孩子闯红灯，回家以后让孩子不要敲地板，他凭什么会听话呢？家长要先自省。

第二，家长要求孩子的事情，自己是不是能严格做到？如果做不到，会不会也有对等的惩罚？或者做到了有对应的奖励？这种家里的契约精神，即使是小事也很关键。

第三，孩子当然会犯错，这是客观条件，是一定会发生的，但处理孩子犯错的态度是家长的主观选择，不要本末倒置。

俞敏洪：是的。还有一个好奇，现在教育中常常说不要死记硬背，但我一直认为孩子从小背一些东西是有用的，比如小时候背乘法口诀，使我们现在的运算速度比外国人要快好几倍。从生命科学的角度来说，背诵这件事对大脑的发育有好处吗？

尹烨：背诵实际上是人的一种基本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练习的。人脑只开发了百分之几，脑子是不会用坏的。我确实同意您的观念，要鼓励孩子背一些名篇，并且要和孩子一起背。我5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我父亲拉到台上讲相声了，从小让我背很多的东西，专门跟他演《蛤蟆鼓》，一个抬杠相声。后来他80岁的时候，我俩又演了一遍，我说爸，这是你教我的第一个相声。那时候他会鼓励我，让我背大量杂七杂八的东西，比如讲评书的各种贯口，一百单八将一般人能背十个二十个就够了，但我能从头到尾背完。

现在我就和我家丫头练这个，我讲一句，她讲一句，我们背《木兰辞》，我会带着她一起在深圳书城做演出，她演花木兰，我演花木兰她爸，我们就把《木兰辞》从头到尾完整背一遍，甚至唱一遍。这个过程不在于背了什么东西，而在于怎么让孩子学以致用，以及家长如何参与到这个过程中。现在很多家长总在抱怨“我很难、我很忙”，但他们没有想过孩子可能更难，孩子正处在一个还不能从外界得到更多正能量的时候，家长这时候应该降维，平视孩子，把孩子当朋友。这个世界没有谁是容易的，但真正牛的人从来不会说自己难的，只有不行的人才觉得自己好难。

06. 一定要志存高远

俞敏洪：你在演讲的时候说，如果一个大学生毕业后选公司，一定要选志存高远的公司，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你当时选华大基因是不是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尹烨：我经常会问我的同事或者朋友们，做小事容易还是做大事容易？很多人说做小事容易，我说错了，做大事容易。把事儿做到足够大，这个事就容易了，因为做大事收获大、成就大，高人牛人自然都来了。咱俩商业上肯定都算不错的，但如果咱俩去摆摊，开个拉面馆，弄个包子铺，我们能干过更努力的人吗？不能。现在有人一说创业，要开个咖啡店、奶茶店，我心里就突突。

一个人最幸运的事情莫过于在年富力强的时候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使命。就像您觉得要去帮助更多人留学，而不是自己去留学，就像我们想要让更多人知道生命科学。做大事容易，一定要志存高远，20岁的时候跟对人，才有机会在30岁的时候做对事。

俞敏洪：做小事、做大事都难，但做大事至少体现了两个能力：第一，对自己的期许拉高之后，不自觉会付出更多努力，这样哪怕只达成了一半的期许，也算是一种结果。就像爬山的时候，如果爬香山，你知道它就500多米高，我们不会提前准备太多，但如果要去爬泰山，1500多米高，我们就一定会预先准备好干粮和力气。

第二，当我们想做大事的时候，周围遇到的合作者、战友、领导一定都是做大事的人，不自觉地就会从别人身上学到东西。韩信、张良只有跟了刘邦，才能发挥他们的长处，他们在项羽手下是没有长处的，有长处也发挥不出来。

所以，并不是做大事容易，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志存高远的心，让我们感觉到这件事值得。你选择华大基因，可能跟我当初选择留在北大有点相似，当初我可以回到家乡的大学或者中学教书，那时候回家乡各方面都更方便，但我如果回了家乡，就不可能有今天，也不可能有新东方。这就是因为选择了一个更大的舞台，一起在这个舞台上玩的人本身水平和水准都很高，就不得不向他们看齐。

你当初刚进华大基因，就在2003年参与了非典的早期诊断、科研攻关项目，这件事对你后来研究病毒、细菌、瘟疫、基因有什么影响？

尹烨：在我当时所有offer中，华大的工资是最低的，并不是因为今天我们成功了，我们说什么都对，恰恰是在所有人都不敢选择的时候，我们坚持下来了。行百里者半九十，求其上者得其中，而求其中者得其下，这很清楚。，我最大的人生幸运就是刚入职10个月，就遇到华大要做SARS，我们的董事长汪健专门把病毒拿回来，不顾安危，我们玩命测序、做蛋白、做试剂盒，最后把试剂盒都捐掉了，这个“捐”的过程对我的人生触动非常大。我也特别感谢，您在2020年初捐了2000万给湖北红会，专门帮助华大给当地抗疫。

俞敏洪：我不懂这个，当时只是觉得你可靠，华大可靠，才把那个钱交到你们手里。

尹烨：我觉得今天孩子们的物质条件比我们那个时代好太多，但我依然希望他们明白一个道理，就是难的事和对的事往往是一个事。

07. “星空和内心同样重要 ”

俞敏洪：你说“人类进步的本质是下一代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每一代都在颠覆上一代，这是基因的传承，也是人类创新的本质”，这也可以用在中国现代教育上。中国教育讲究听话、顺从，老师也希望教室里的学生听话、顺从，你觉得原则上人类基因本身就希望能对上一代进行优化和迭代，对吧？对于孩子们的不听话或者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创新的想法，家长和老师是不是应该有更包容的态度？

尹烨：我们今天呼唤科技创新，然而科学的创新就是要否定之前的科学，科学不只是会和愚昧斗争，科学也会和科学斗争，一个新的科学理论一定是对过去科学的总结、归纳甚至是颠覆。听话的孩子做不了科学创新。我们不能一边提倡创新，同时又在教育上否定大家不一样的思想。

很多不听话的观点最终使科技前进了一大步，比如“人猿相揖别”，也是因为我们和猿类共同的祖先确实发生了几个不一样的突变，使我们这一支的大脑越来越大，最后生而为人。从这个意义讲，人类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不断持续地、不怎么听上一代的话，慢慢进步的。

俞敏洪：科学家要有创新、要有不听话的基因，但中国的科学研究资源或者研究资金常常掌握在领导手里，中国科学家的独立精神、独立环境是不充分的。如果他们完全独立了，可能就不能调动那么多资源。对于中国的科学研究来说，应该怎样创造一个更好的研究环境？

尹烨：我觉得自古以来，中国的创新能力是很强的，但创新不等于科技创新，创新可以是低技术创新，可以是组合创新。四大发明是技术创新，八大菜系是组合创新，但中国的创新绝大部分停留在商业模式，现在才慢慢开始有技术上的创新。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一段特别辉煌的时期，就是唐宋。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巅峰。但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尤其是科学革命以来，维萨里、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年代之后，中国的科技贡献就越来越少了。中国在这方面一直领先到宋朝，为什么后来越来越不行？这当中有两个看法：第一，中国过去比较崇拜或者说独尊儒术，会把大量的精力放到古书典籍上寻找答案，不会创造自己新的流派；第二，因为隋朝的科举制度，人们都在想办法当官，以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对自然科学越来越没有兴趣。今天，我们大部分人衣食无忧，有机会、有能力鼓励更多人做一些科技创新。

我很幸运，这要感谢华大基因的几位创始人，他们自己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创新精神。，我很高兴看到最近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三个重要信号，如果这些信号能落到实处，中国的创新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第一，破“四唯”。原来的“四唯”，唯职称、唯论文、唯学历、唯奖项。现在不看这四个，否则大家就会像八股文一样往上做，当了副教授要当正教授，念完硕士要念博士，然后报奖。我有个朋友在北京某著名医院，最近突然告诉我因为他看病看得最多，评上了高级职称。这就是因为破“四唯”，不像以前那样看论文看资质了，我认为这很好。

第二，要大量鼓励启用年轻人，给年轻人更多机会。华大内部就会“尊幼爱老”，真正最宝贵的科研产出是我们25到40岁之间产出的，而不是成名成家以后的产出。是因为有了之前的产出，才使得我们成名成家，所以要尊幼爱老，尊重年轻人的想法。

第三，去年颁布了《科学技术进步法》，里面有条特别写到科普，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要两翼齐飞。做科普一样很重要，要让更多孩子在幼年时期就能对科学产生向往，种子种多了，就一定能长出庄稼。这三点是我看到的希望。

俞敏洪：你当时写《趣解生命密码》这个系列，是不是就抱着普及生命科学知识的使命感写的？

尹烨：是的，这个科普课是从幼儿园开始讲。我专门给华大幼儿园开发过一套孩子的生命科学课，就是因为在写《生命密码》的时候，有孩子七八岁的年纪，他们很想看，但看不懂，就问能不能出一个科普版，我就和其他几个编辑朋友一起出了这套书。

俞敏洪：这套书很棒，一是语言上的棒，二是里面配了很多漫画、图片，让孩子们看起来没有枯燥感。中国的教育一开始都是往宇宙走，让孩子看星星、看月亮，但是像这种往内看，把生命分解到很细致的教育是缺乏的，一般要到初高中学了生物学才会了解一点点。但对孩子来说，了解生命本身跟了解宇宙是同样重要的。

尹烨：没错，我一直引用康德的“星空和内心同样重要”。1543年是科学革命的元年，一是有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即日心说，这是向外看太空的，二是有维萨里的《人体构造论》，这是向内看人体的。这两件事情都做到了，科学革命才开始了。既要关心星空，人类是不是能成为多行星的物种，也要关心人类的内心，人类能不能把人性的恶牢牢地用人性的爱给控制住。我想这不仅仅是孩子，可能是每个成人都要进行的终生必修课。

俞敏洪：这正是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康德在200年前说出这样的话，同时关注星空和内心世界。但人类今天连星空都没有认真关注到，更不用说关注内心，大家更多在关注物质世界的不断满足，而这反而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空虚。

尹烨：这就是多巴胺的刺激。奢侈品为什么越卖越贵？就是因为只有卖得跟别人不一样，才能显示出不一样，越卖越贵，最后就内卷。永远不要和别人比，那是内卷，我们应该自卷，自己跟自己比。

08. 生命的意义与自由意识

俞敏洪：是的，这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当人类过多关注物质世界，并且更多关注物欲或者内在欲望——贪嗔痴——的时候，内心是一直在被掏空的。但有人没有关注到一个人真正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终极问题，就是不管生命科学怎么发展，至少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永生仍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我们必然要面临生老病死。当我们面对这些，就会不自觉思考，我这一辈子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有没有意义？我到底有没有内心的满足？当人类面临生老病死，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与自己和解、与这个世界和解，并且让自己过得更充实、更值得？

尹烨：《死亡诗社》里有一句话让我很震撼，“我不要在我死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没活过。”最近马斯克也说了一段很深刻的话，“宇宙最终会归于死寂，会消耗完所有的能量，然后自己就停止了。”

某种程度上讲，每个人都是向死而生的。生命科学有一个基本观点——死亡是一种程序。如果没有死亡，每个出生都是悲剧，因为有了死亡，才使得人类在生死之间、七情六欲之间体会到生的意义。对我来说，生命的长度固然重要，但我更在意生命的广度、丰度、深度、温度。换言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我们到今天应该给世界留下什么？我们只能留下一点点东西，也许过了五百年，还有人提俞敏洪一个字，提尹烨半个字，只要这个地球上还有人记住你，那你就没有真正的逝去。

真正的死亡不是离开世界，而是再也没有人记住你。反过来想，孔子、苏轼、李白这些人死了吗？没有，他们活着的时候，哪有今天的江湖地位？他们是用自己的文脉永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义务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些正能量，要相信如果这个宇宙是真实的，我们今天讲的每一段话，都已经用信息的方式永久驻留在此刻的时空之内了。

俞敏洪：有人会认为，早晚宇宙都会爆炸，地球就没了，人类文明最后也会烟消云散，那如果是这样一些终将消失的、虚的东西支撑着我们活着，感觉这个意义不够充分。

尹烨：这就像在说吃饭为了活着，活着为了吃饭。有时候也有人说，既然吃饭是为了大便，为什么不直接吃大便，遇到这种杠精就没意思了。这个本质是什么？虽然宇宙会归于虚无，会走向死寂，但依然不耽误我此生为人的目的，因为人生唯一的目的就是旅途中的风景，你体验过的一切就是你的一生，即使宇宙没有能量，但俞老师的信息还在。信息的承载是不需要能量的，我们还不知道物质和能量之间的信息会以什么方式永久驻留在今天所谓的时代空间内，但我相信应该有，因为人生总要心存美好。

俞敏洪：这就涉及到了永生的问题，我觉得人类肉体上的永生还是蛮难的，但随着生命科学的发展，我们的大脑会有可能永生吗？

尹烨：很有可能，基本上是确定的事。

俞敏洪：比如一百年以后，我们俩的肉体可能不存在了，但我们依然在进行对话？

尹烨：非常有可能，即使那时候我们只是两段程序，但他们俩可以互相聊，甚至可能还能聊出火花。

俞敏洪：现在两个人工智能音箱说不定也能聊起来。

尹烨：它们俩之间是能聊的，甚至可能聊着聊着还会聊出感情。如果我们对语言、语义学足够了解，对察言观色也有足够的评判，我相信这个会越来越准。

俞敏洪：最近我读了一些心理学书籍，书中讨论了自由意志或者自由意识，心理学的实验曾经说，所谓的自由意志也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从生物学的角度，人的自由意志是否存在？这种自由意志对我们命运的把控到底在一个什么度上？

尹烨：我最近也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我倾向于人类有自由意识。之所以说“倾向”，是因为我无法证伪，我宁愿选一个让我觉得更美好的答案。第二，我能确定的事情是，人类有自我否决，我今天一定不想干什么，打死我，我也不干。既然我有否定自由权，那我在肯定这个事情的时候，应该也有很多选择。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避免自己骗自己，要让自己活得更加笃定，我想这是每个人修行的态度。归根结底还是在于，我们都不想成为命运的奴隶，我们依然相信命运应该在我们自己手里。

俞敏洪：当人做出对自己生命比较重要的决定时，怎样能避免自己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