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为什么说要有“常无”的心态?因为如果从新自由主义的观点来看中国,可以看到政府确实有越位的地方,有做错的地方。但是如果政府全都退出,有市场失灵谁来补?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不要从现有的理论出发来看中国的现象,而应该从中国的现象来看背后的道理,不要一看到政府有越位的问题,就主张不要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这样会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姚长盛: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波澜壮阔,取得了很大成就,与实践对应的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现在处于什么阶段?
林毅夫:可以说,国内的经济学研究大部分还是在引进的阶段。教材基本是用国外的原版,即使不是原版,也是根据国外的教科书改写的,理论、体系和章节安排都是国外的。
中国经济学者做的研究要么是拿国外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现象,指出中国这个地方有问题,那个地方有问题……要么是用中国的经验资料来验证国外的理论,基本上没有多少原创。
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问题,人们大部分看到的是问题,却没有搞清楚问题背后产生的原因。在这样的状况下去解决问题,可能会把问题搞得更糟。
因此,我们应该根据中国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去总结:中国存在那么多问题为什么还能前进?这些问题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解决?我们必须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姚长盛:您的研究认为是靠什么?
林毅夫:我们的改革还是比较成功,从哲学层次上讲,我们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为什么解放思想?因为我们不能用过去的文本解决当前的问题,也不能用别人的文本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要实事求是,中国到底有什么问题,要用适合中国的办法解决;解决了过去的问题,其他问题就出现了,所以要与时俱进。
从具体的角度讲,中国是用渐进的双轨制。转型之前,国内有很多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关乎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必须让它们存在,那就要给保护补贴。
放开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生产成本低。但是在国际上要竞争,单纯生产成本低还不行。当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差,只有集中力量打歼灭战,设立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在园区里把基础设施做好,把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之后,创造就业,使农村劳动力大量从低附加值的农业转移到附加值更高的制造业。这样一来,经济增长率提高,税收增加、外汇增加、出口增加,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变化,带动产业不断升级,进而给改革旧的部门创造条件。
之前,旧的部门不具有比较优势,企业没竞争力。现在,中国从全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变成中等偏上收入的国家,资本积累了,产业也有比较优势,企业就有自生能力。国家的支持就从雪中送炭变成锦上添花,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经济学语言讲就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
总的来说,中国改革开放40年能够取得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从哲学上讲靠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具体操作上讲,就是不断推动改革,从计划经济逐渐向市场经济过渡。
姚长盛:一个经济奇迹本身应该对应更好的经济学研究,或者是更有世界影响力的经济研究。很多人在想,中国经济学者什么时候能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比如您有没有想过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林毅夫:我没有想过。我研究经济学不是为了得奖,只是希望自己的认识能够帮助大家的认识,也希望能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更好的方案。开始读书时,我原来是抱着西天取经的心态,觉得把西方的理论学会了就能指点江山,后来发现不是这样的。既然不是这样,我们就应该从现象去了解背后的道理,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
1995年,《经济研究》创刊40周年,请我写篇贺词。在祝贺的文章里我提出了一个命题——21世纪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21世纪会是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世纪。
我提出这样的命题是因为,1994年我和蔡昉、李周发表了《中国的奇迹》,在这本书里我们预测21世纪中国会变成全世界最大最有影响的经济体。
从历史上看,世界经济学中心最早是在英国,18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初,这时的大师级经济学家绝大多数是英国人或者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从二战之后到现在,世界经济学中心一直在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不是美国人就是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其他地方有,但数量上不多。
为什么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和经济学大师辈出的地方在时空上有这样的关系?我想,任何理论都是简单的逻辑体系,以解释观察到的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应该说,理论是越简单越好,也就是逻辑越简单越好。怎么判断一个理论是重要的?这取决于理论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现象越重要,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的贡献就越大,提出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就越大。
什么是重要现象?重要经济体的现象就是重要的现象。从18世纪后半叶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到20世纪初,英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发生在英国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事件。解释这个现象时,英国人或在英国工作的外国人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能够真正把握到这个现象背后的脉络,知道这些简单的因果是什么。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中心向美国移动,经济学研究会有一代落差,到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随着美国经济地位的提高,逐渐转移到美国,因此,美国人以及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上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之便。
我相信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21世纪中国会是最大的经济体。
姚长盛:中国怎样才能诞生世界级的经济学家和世界级的经济理论?
林毅夫:在1995年的文章里,我提出经济学研究要本土化、规范化,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而不是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这两者不一样。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那还是照搬,现代经济学的方法要有严格的内部逻辑,要运用数学模型,而且逻辑的各种推论必须和经济现象一致,要经过经验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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