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的社会如何繁荣兴盛？(2)

迅速兴起的机器人、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改变了美国各处的工作场所。如今，新冠疫情更是加速了这些经济干扰。虽然我们无法阻止技术的进步，但我们可以、也必须采取更多措施，帮助美国劳动者不断进步、取得成功。在疫情过后的恢复时期，这将是一项主要挑战。要想应对这一挑战，就需要打造更加兼收并蓄的经济，给劳动者提供学习所需技能的机会，让他们能够在21世纪的工作场所更好地适应、调整和发展。

美国还必须加固和改革社会安全网，保证更具包容性、更公平公正的经济增长。例如，要保障基本的全民医疗；要给予劳动者新福利，如培训券等等，帮助他们向新职业转型；要让所有人获得上网的机会，目前还有许多家庭无力承担这笔费用；要让更多人获得育儿假、病假和家人病护假；要加强食品补助；要增加给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资金补助，从而更好地为教师、一线响应人员和医疗工作者提供支持。

最后，国家还需要制定增强未来经济竞争力、保障就业与产业的前瞻性战略，包括加大对劳动者、创新、早期研发的投资，还要改变移民政策，欢迎人才进入、而非将其拒之门外。

强大的中产阶级是美国成功的基石。但新兴技术正在使全球经济发生转型，政策制定者应当给劳动者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生存下去。在疫情过后的世界，成功实现了这种转变的国家将最容易恢复和繁荣。

理查德•桑内特（Richard Sennett）：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

哪些劳动者受到的冲击最大？

此次疫情会怎样加剧社会不平等呢？疫情当前，几乎所有体力劳动都用不着考虑了，比如社工、医疗工作者、清洁工、钟点工等等。有很多媒体报道称，人们即将彻底放飞自我，城市中心也会随之沦陷。而疫情的影响则会加速这些压力的发展。它将把白领阶级中“混日子的人”和管理人员分离开来。这一影响既恐怖又持久。工薪阶级面临的风险将是中产阶级体会不到的。

斯瓦提•贾努（Swati Janu）：牛津大学研究员、德里mHS城市实验室高级设计师

我们从印度身上可以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各国应对疫情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也有各种各样的网络为个人及群体提供支持。在印度，我们有针对基本物资供应的“公共分配机制”、为六岁以下儿童提供午餐的“整合儿童发展机制”等等，在困难时期为边缘化群体提供支持。

与此同时，这些网络之间的缺口也暴露了出来，于是有社会组织挺身而出、弥补了这些缺口，确保居民可以真正获得支持。此次疫情还暴露出了没有安全网可以依靠的群体，比如大量回村的农民工，不仅无法维持生计，甚至没有片瓦遮身。我们急需从宏观政策和政府层面思考，如何加强现有的支持网络、以及如何弥补这些缺口。

托马斯•康帕内拉（Thomas Campanella）：康奈尔大学建筑艺术与规划副教授

疫情造成的不平等在城市中是如何加剧的？

疾病往往会激化社会断层与分化，此次疫情也不例外。新冠肺炎在肥胖及相关疾病盛行的低收入有色群体中的死亡率尤其高。白领阶级的专业人士可以居家办公，而从事服务行业的人不得不奋斗在疫情一线。有钱人可以到度假胜地避居，城市里的低收入人群则只能蜗居在拥挤的公寓中，老老少少共居一室。

藏于口罩之后，相隔1米之遥，我们的确在失去与彼此的接触，失去了与社会的联结性和参与性，而这恰恰是城市生活的精髓所在。相反，我们如今只能踏足社交媒体，让自己沉浸在一个悲伤的、城市的幻影之中。这也是一种社会分裂，我们只会去接触那些长相、行为和思维与自己相似的人。

伊泰•帕蒂（Itai Palti）：意识设计中心主任

在疫情过后，城市设计如何能够改善人们的精神健康？

要想了解疫情造成的精神健康影响，我们首先要将城市视作一种联系的媒介。不仅包括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还包括我们每个人与不同场景下的自己的联系。从这一角度来看，疫情限制了我们扮演不同身份的能力，比如祖母、导师、朋友等等。

健康的人际互动有助于我们保留或发展不同的身份认知，对于社会幸福感、儿童发育、甚至减缓老年人认知能力衰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些互动中，城市也通过提供不同场景、丰富共享关系、固定记忆场地等方式，扮演了重要角色。

新冠疫情使得许多行业潜藏的问题进一步恶化，在城市中也是如此。在疫情之前，社交隔绝、孤独感和缺乏社会凝聚力就已经是个大问题了，如今甚至更胜一筹。这些问题还将一直存在下去，因为人类普遍都有对人际联系和归属感的需求，疫情更是使这种需求变得更加凸显。

要想使疫情之后的城市变得健康一些，我们必须改变城市的优先级。如果我们依然将消费场所当做社交聚会的主要地点，社交联系就依然是经济增长的从属物，我们也没能从封城中学到任何教训。相反，我们需要将城市重新打造成一个更好的、可以随时保持联系的媒介，这就意味着要重新设定公共场合的目的，以真诚、有意义、安全的人际互动为中心。

希瑟•布希（Heather Boushey）：华盛顿公平增长中心董事长及CEO

不平等与经济会如何继续联系在一起？

若以美国经济过去40年来的经历为背景，最容易理解新冠疫情的影响以及随之造成的经济衰退。过去40年来，不平等持续加剧，经济增速放缓，导致经济、劳动者和家庭更容易遭受经济冲击。

除了精神健康挑战之外，疫情还暴露出了我们的体制与机构面临的挑战，其中充满了不平等与种种问题。

此次疫情暴露出的问题对研究过经济不平等的人来说并不新鲜：这种广泛存在的脆弱性将持续威胁美国人民的健康与幸福感。最近一次经济研究显示，在收入、财富和企业之间存在的高度不平等会对全面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进程造成阻碍、破坏和干扰。

当前的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零重置的机会。政策制定者们应当将关注点放在减少经济不平等、促进经济增长上。我们必须限制不平等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扼制，并设法避免集中的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和社会力量。我们还必须确保，在此过程中，性别和结构性种族不平等之类长时间存在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也要得到解决。

现如今，我们应当齐心协力，携手打造一个增长强劲、稳定、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经济，一个通过个人与家庭获得幸福生活的可能性来衡量成功程度的经济。

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

在疫情之后的世界，机构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我们服务？

通过新冠疫情可以明显看出，我们的国家机构和全球性机构均无力应对当前的种种挑战。我们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其实并不是由新冠肺炎造成的，而是已经孕育了至少几十年时间。

这些问题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明显的全球性挑战，如阻止气候变化、避免核战争（以及控制全球流行病）等等。但我们并没有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全球性机构。

第二类问题主要围绕自动化与全球化。这些看似属于国家性问题，但也需要全球合作才能解决。我们需要新机构带领我们挺过这段混乱时期，但由于我们到目前为止始终没能成功认清和解决这些挑战，对国家性和全球性机构的信任都已经所剩无几。

等疫情终于被控制住之后，这个世界将在许多方面变得不同，如更多的居家办公、更少的旅行、更多对数字技术的依赖等等。而我的担心是，这些变化可能还不够大。我们仍有可能恢复到之前的工作方式、没能成功对机构进行重塑。我们也可能响应呼唤、解散机构，向更加集权的方向发展。我们需要的是激进的渐进主义，以我们现有的机构为基础，但与此同时，又对它们展开逐步重塑，从而打造一张更坚固的安全网、更好地引导技术变化，为劳动者提供帮助，促进共同繁荣，重新构建更好的全球化，以及着手解决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比阿特丽丝•科伦米娜（Beatriz Colomina）：普林斯顿大学建筑历史教授

在疫情之后，怎样才能解决城市中的不平等问题？

人们在设想未来城市时（危机期间似乎人人都会这么做），想到的往往是有形的城市，包括城市的形状、材质、组织、街道、公园和建筑等等。但疫情使得无形的城市以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暴露在外，不仅是高度社会化的微生物的“城市化”，还有不平等的城市化、隐身的劳动者、以及获得关怀和共鸣的程度不一致等等。

城市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疾病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我们总是忘记这一点，每次都表现得好像是首次经历流行病一样。但城市的历史就是一部疾病史。城市会加快传染速度，但同时也是思想和人际关系的孵化器。我们也享受着城市提供的污染。未来的城市外观也许不会有太大变化，但内在节奏将会改变。就拿目前成百上千万人不得不执行的居家办公来说，这曾经只存在于人们的幻想之中，如今却已经成为了我们无法放弃的现实。这种向室内的转变并不是在逃离城市、或是逃离密集人群。新冠病毒并不是一股反城市化的力量，而是会激发新形式的城市集聚、新形式的交叉感染。关键不在于城市的形状，而是居民负担得起的住房、教育和医疗。

厄瓦什•安内加（Urvashi Aneja）：查塔姆智库副研究员

我们要如何保障劳动者福利与幸福感？

新冠危机凸显了临时工面临的风险，大多数平台都没能承担起保障劳动者健康、安全和经济的责任。这方面颁布的措施寥寥无几，且多半都优先保障消费者安全、而非劳动者福利。还有各种监控机制在不断采集人们的位置数据等信息。

这些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为缺少强有力的劳动法、缺乏数据保护机制、以及监管能力低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水平都很高，导致劳动者别无他选，只能接受这些工作条件。

零散工也可能逐渐增多。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都导致了零工经济的增长。随着工作岗位数量减少，历史可能会重演。但从过去10年的经验来看，这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并不是件好事。劳动者会缺少收入保障和社会保障，采取集体抗议行动的机会也会变得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