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受制于人，三星如何脱离美国的技术壁垒？(2)

芯片产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型产业，其很难跳过一代芯片、进入下一代；而进入下一代的研发，则需要非常高的人力资本及研发成本，才能触发量的优势。后发企业刚刚开发了一代芯片，结果发达国家的先发企业直接降价，并投入新一代芯片研发。正因为这一系列怪圈，导致终端企业更加偏向于性能稳定且价格低廉的先发企业产品。没有足够使用量且背负大量投入的压力下，后发企业只能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命运。

而无论是三星的内部人员、业界人士乃至于竞争对手都承认，如果没有三星自身特别是企业家本人的主导作用，三星的芯片产业乃至韩国的芯片产业无法走到今天。

可以说，三星死磕芯片产业的背后，有着李秉喆、李健熙两代企业家的拼命血拼。1983年，三星成功开发64位芯片，落后于当时最先进的日本技术将近5年（即便是到了开发1MDRAM时，仍然落后1.5年）。三星虽然于一年后成功量产64位芯片，不料却遇上了半导体价格史无前例的暴跌，先发企业依靠技术及成本优势，大幅降价，每片价格从4~5美元暴跌至最低时只有25美分，“而当时，三星生产64位芯片的成本是1.3美元，这也就意味着，每生产一片芯片，三星需要倒贴1美元。”知情人士告诉笔者。

笔者查阅上世纪80年代后期的三星财报发现，三星电子当年亏损近3亿美元，股权资本更是全部亏空；在外界看上去，三星比任何一个竞争对手都输不起，也更没有继续加码的资本。

1987年11月，三星创始人李秉喆去世；直到他倒下，都没有看到自己一手推进的三星半导体产业获得成功。而半导体，既是父亲没有完成的一大遗愿，也成为了摆在新任三星掌门李健熙的“心头之患”。若换成一般企业，可能在此刻会选择放弃；而李健熙选择了“豪赌”。

李健熙的“豪赌”体现在两点上：一是对于人才的选拔。李健熙曾对外声称：“我的一生，80%时间都用在育人选贤上。”现在，三星已经建成覆盖全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三星综合技术院（SAIT），并每年巡回在各个国家推行专家制度，在派遣优秀人才出国的同时，还在包括中国北京大学等多所海外知名高校开设专场招聘。

知情人士还向笔者举了一个例子：上世纪90年代初，三星曾面临被美国控诉倾销的情况；结果当时的三星掌门人李健熙敏锐地抓住克林顿总统重视硅谷的特征，向美国派遣人员进行大规模游说，对象包括美国白宫、议会、贸易及科技部门的有关人士，并表态“如果三星无法正常制造芯片，日本企业占据市场的趋势将更加明显，竞争者的减少将进一步抬高美国企业购入芯片的价格，对于美国企业将更加不利”，最终美国仅象征性向三星收取0.74%的反倾销关税，三星最终度过了这场危机；此后，三星开始重视对外宣传，并建立了覆盖全球的公关及宣传团队。

“三星在韩国企业中，最早了解到国际化的过程中需要拥有全球化团队的必要性；如今，三星拥有最领先的一套全球性的公关团队，这套团队不仅针对韩国国内，更是面向全球的受众。”这位知情人士补充说。

2002年的国际半导体学术会议（ISSCC）上，三星更是在“每18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而成本却下降到一半”的摩尔定律的基础上，提出“每12个月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就会翻一番”的新定律，并准确预测这一系列的芯片产业变革将起源于移动终端、数码家电等非PC领域，并以时任三星电子半导体总管社长黄昌奎的姓，取名“黄定律”（Hwang’sLaw），震惊世界。

这一举动也意味着，三星在量产芯片产业取得巨大成就：成功脱离由美国企业设置的技术壁垒，从后发企业跳跃成为先发企业，并开始引导产业发展。

三星芯片之路对“中国芯”的启示

此前，笔者曾与供职于韩国通信运营商的业界人士谈起中企进入境外通信设备市场的事情，该人士表示“承认中国通信装备在性能上，已经接近于国际水平”，但“从现在的局势看来，要决定使用中国设备的公司，应当考虑好准备如何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从三星的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若没有三星自身的产业一体化的战略及企业内部的决策，三星乃至韩国芯片产业也很难获得成就。

“虽然三星的半导体产业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三星在系统半导体等非量产芯片行业，仍然处在为设计的芯片提供代工服务的阶段，很明显，代工并不能使三星掌握核心技术。不过没有人可以否定近几十年的发展；可以说，三星若没有持续性的投入，那么三星的半导体产业无法走到今天。而投入的背后，则体现的是三星高层坚定的信心；在过程中，重要的是：投入的重点在于持久，而非一次性的投入；毕竟，创新要以足够的信心为基础，而投资，才是体现信心最好的方式。”知情人士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