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升：如何塑造京东方？

　　王东升好几次说，感谢邓小平和改革开放，这样的表达跟他的个人经历结合起来，就变得很容易理解。他的祖辈有出自黄埔的，他的父亲是军医，母亲是教师。这种家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让他们无可逃避。他下过乡，当过村里的会计，后来招工去湖北搞三线建设。因为乡土和家庭的传统认知，这个初中毕业的年轻人从未放弃过读书。当他拥有一个自主选择的机会时，他的命运从此就有了改变。1978年，他进入杭州电子工学院，成了在校的学生，并当了班长。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路口。

　　王东升毕业后进入北京电子管厂。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初，这间国有企业依然固守着传统。然而，逐渐打开的国门，让那些四十、五十、六十年代的大学生，和他们这些改革开放后的大学生，一样受到开放带来的强烈冲击。新的知识和理念，新的技术和思维方式，从老知识分子到年青一代都如饥似渴地汲取，试图去理解这样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们在这样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特殊情感，在王东升面临去和留的煎熬时起到了关键作用。

　　这是王东升的第二个路口。他有过充满热情地宣讲改革方案，台下却打呼噜的情形。他不止一次地试图离开，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在这家看起来已无出路的企业。没有亲历过那个时代场景的人恐怕很难理解他彼时的选择。如果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你很难理解他不断强调的使命、情怀和理想主义。这是那一代人的八十年代，这是那段历史的经典镜头。在中国不同的企业中，同样的一幕曾经不止一次地上演。

　　王东升和他的同伴们明白，旧模式和旧体制不可维系。当他有可能成为改革的主导者时，他要用人权、决策权和选择权，要求上级不随意干预企业，要让员工变成市场中的员工而非老体制的一部分。他们希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

　　王东升的故事和最近十年我们听过的所有创业故事大相径庭。从国企脱胎而来的这家企业，首先要面对的仍然是上万人的就业和生存问题，要在保证稳定的前提下，探索新的可能和产业机会。所以他说，我是从负资产开始创业的。

　　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唯一机会来自改革。对于政府、银行或者其他利益相关者来说，支持王东升改革方案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只有改革才有机会生存，为员工解决就业、医疗和养老等问题；只有支持改革，银行的债务才可能不会变成坏账；只有支持改革，员工们才有可能重新拥有未来，至少是拥有掌握未来的机会——在推动集资搞股份制改造的时候，王东升对员工们说，我们只有50%的机会，但如果不做，可能一点机会也没有了。

　　王东升面对的第三个路口，是要选择怎样的产业发展方向。回头来看他无疑是对的，京东方杀入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三足鼎立的市场，自此结束了中国大陆“无自主液晶显示屏时代”。但是站在1998年，甚至收购韩国现代电子相关业务的2003年，王东升是个少数派，他的选择遭到了产业权威的反对，他们觉得液晶显示并非产业发展的方向。问题在于，这是一个运气实在太好的赌博，抑或科学论证基础上的大胆决定？王东升的解释是，那是一个系统分析的结果。后来王东升将其总结为：站在月球看地球，上下看一百年。这样的思维方式让企业领导者具备战略眼光。

　　从一个液晶显示领域的“闯入者”到市场占有率世界第一，京东方花了15年的时间。王东升的梦想是在未来十到十五年的时间，让1000亿元人民币营收的京东方做到1000亿美元。他认为这是很有机会的——只要京东方不出错，在产业方向上保持领先，避免被颠覆。一个悬念是，当京东方的触角从显示行业衍生到物联网智慧系统、智慧健康等领域时，他如何塑造京东方？

　　身为京东方集团董事长，王东升开始考虑接班问题。他说，这是他思考了好几年的问题——没有一个企业家能够永远站在前台。京东方需要的是制度和文化引领下的传承。

　　这是他和京东方的又一个路口，而王东升已做出选择。

　　访谈

　　经济观察报：您1978年考入杭州电子工学院，当时有什么志愿？

　　王东升：其实我们这一代人，最要感谢的还是邓小平，从内心感谢。首先是恢复高考，让我们都有这样的机会。

　　我父亲是军医，从部队复员到地方，母亲是老师。我家里和很多人一样都受到文革的冲击。当时，想读书读不了书，我初中毕业就下乡了。我当过木工，给人家做家具，还当过会计。尽管没有上高中的机会，但感谢我的父母，他们给我找老师，让我读完高中课程，甚至更多的知识。所以当时我比那些上学的人读的书还要多一些。

　　我大约17岁参加工作，跟一个建筑公司去湖北参加三线建设。我当会计，管预决算。那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坐火车，从东阳到襄樊。

　　恢复高考，头一年我没有准备，领导也不希望我走。但我还是觉得要参加高考。当时我想考军校。我们一家很多军人出身，我有军人情结。后来我大学学的是财务。坦率地说那时候没有说一定要干什么。

　　经济观察报：您毕业分到了北京电子管厂，这是一家老牌国有企业，那时候是什么情形？

　　王东升：当时的电子管厂做电子管和半导体器件，在电子器件领域是一个大而全的工厂，比如说做半导体器件，从拉单晶开始，一直做到分立器件和集成电路，还有应用实验室，一整套都有。做电子管，钨丝、玻璃、陶瓷都自己做，甚至还有钨矿和云母矿。与其说那是一个工厂，不如说是一个工科大学。

　　我们的师傅们好多是曾经留学苏联、欧洲和美国的，我们则是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在他们眼中当宝贝似的，恨不得所有的地方都让我们去实习。我是搞财务的，但是搞财务不是光算账，也要先学工艺，包括半导体和电子等。

　　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新思想和新理论进来了，包括信息技术、半导体技术等，尤其像系统科学这样的理论和方法。我们的师傅尽管年纪都比较大，但他们的国际视野很宽，功底很深，老师很好，你只要想学都能学到。比如说我的师傅是王亚南(备注：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的学生，我的计算机老师也是行业顶尖人物。当时有一大批的老专家。他们也很愿意教我们。开始学工艺，后来学计算机，编制软件。我还获得过电子部的科技创新奖。

　　我们真的是认认真真读书的。被困在小地方好些年，忽然出来到了杭州读书，到北京工作。星期六星期天就去图书馆，如饥似渴地读书，背英语单词，贴心灵鸡汤，励志。我们看过了那之前国家的乱，觉得国家一定要实现四个现代化。那时候内心是很单纯的，再加上我们的工厂也特别具有使命感。

　　经济观察报：您到电子管厂的那些年，从基层员工到总师、副厂长、厂长。您在企业里面是怎样的感受？为什么企业会出现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