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成熟:从“量时代”到“质时代”

　　今年的全国两会，令人瞩目者甚多，其中之一即确定2021年我国经济年度增速为“6%以上”。

　　之前，国外不少预测均高于此。例如，世界银行在年初发布的最新半年度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中表示，全球经济2020年收缩4.3%，2021年将增长4%，而中国将增长7.9%；路透社去年12月23日报道称，“疫火重生”的中国经济2021年将继续在低基数效应上“向真实潜在增速回归”，预计全年增速达8%-9%左右；日本经济新闻社对35名经济学家进行调查后预测，“中国经济2021年将增长8.2%，这是自2012年以来的最高增长率”；韩国央行去年12月27日发布《海外经济焦点报告》也认为，“受全球经济复苏、消费市场逐步回暖、制造业投资增长、基数效应等因素影响，明年中国经济将实现8%的高速增长”；摩根斯坦利公司则预测中国经济2021年将增长9%……

　　此类高预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共识。既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肆虐的惨重背景下，中国能够成为唯一取得正增长（2.3%）的主要经济体，那么，基于此，中国乘势而上，使2021年经济增长加速攀高，未尝不合逻辑。但是，更切合中国国情的逻辑则是高质量发展的大逻辑。从高速增长（中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两种不同追求，划出了两个不同阶段。而高质量发展阶段，必然内在地要求重塑“增速观”“数量观”等。

　　中国已经从自身波荡起伏的曲折经历中，日益看清了经济发展的韧劲所在和后劲所在。设定今年的经济增长为“6%以上”，在全球抗疫尚未出现实质性的缓解拐点、外部环境依然为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交集的复杂背景下，显然是其强大韧劲的一种量化表达。而与此同时，以开局之年与整个“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相衔接，也必然要蓄积后劲、均衡发力。

　　作为经济总量已经突破100万亿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可能走一味追求高速增长的回头路，也不可能完全放弃GDP指标的设定。前者会导致一些地方政府只顾追求“好看的数字”而非发展质量，乃至大量增加不良债务、产生金融风险；后者则会影响到社会公众尤其是广大市场主体对所在年份经济社会发展的所谓“合理运行区间”，缺乏直观性评估尺度。这次设定“6%以上”，虽低于国际社会普遍预期，出乎其意外，但已充分考量了后抗疫时期我国加速恢复性经济增长的需求、特征及态势，特别是顾及到了要坚持引导各方面集中精力推进改革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既定方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驾驭经济社会发展之巨轮向前航行，已有更多的自信和自主性、更多的风骨和定力了。

　　追求高质量发展，并非简单排斥或无视经济增速。曼昆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一个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既衡量经济中赚到的总收入，又衡量经济中对物品与劳务产量的总支出。实际GDP水平是经济繁荣的一个良好判断标准，而实际GDP增长是经济进步的一个良好判断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指标，经济增速与就业、国民收入、国际贸易等经济指标有很强的关联度。因此，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速，本身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需要。关键在于，对增速高低要有辩证把握。提出“6%以上”，看起来比国际社会的高预期低不少，殊不知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壮大，其增速注定要逐渐趋于平缓。而且，相对于去年的2.3%，正如李克强总理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所说，“6%不低了，现在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100万亿元，增长6%就是6万亿元，这要放到‘十三五’之初需要8%以上的增速才能达到”。他强调，“一时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稳，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有力”。

　　以“6%以上”为标的，既不盲目迎合高速增长预期舆论，不图一时任性拔高之快，也不消极保守、有意走低——“以上”二字，分明与先前确定年度经济增长常附以“左右”二字不同，不仅强调了6%是最低限度，而且预留了“实际经济增速可能更高”的运作空间。更重要的是，这一增速指标，连同就业、物价等主要指标以及“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等配套指标，共同体现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要求，并与今后中长期发展以及建设现代化国家宏伟目标平稳衔接，整体看来无不为了更专注于高质量发展。

　　这样的增速设定，温和而不懈弛，切合实际又不无张力，不失为多年来宏观经济运行中尤为独特而耐人寻味的深沉之笔。无怪乎有外电评述道，“中国强烈表现出了向新发展理念转变的姿态”，新发展理念比起发展速度更重视发展质量；“从这次两会感受到中国从提出高数值目标、追求速成的‘量时代’，向重视经济内容的‘质时代’的转变，让人感受到中国经济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