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5G资费套餐最快将于下月推出 预计低于4G资费水平

伴随5G时代的加速到来，普通用户除了关注5G手机之外，最为关注的可能就是流量收费标准。

近日据媒体报道，国内5G资费套餐最快将于下月推出，三大运营商“降”字当头，预计低于4G资费水平，5G流量“白菜价”不是梦。甚至有自媒体前不久撰文称，5G时代流量很可能免费。

那么，5G流量资费到底会怎样?运营商又该如何在5G时代实现盈利?

5G免费的可能性不大

5G具有更快的网络传输速度，高网速也使得用户流量激增。有业内人士预测，在5G时代，用户人均流量最少将翻10倍，若按照目前的资费标准，用户的钱包恐怕难以承受。

因此，有自媒体撰文提出，运营商有可能借鉴“互联网思维”，在5G时代，推出免费流量服务，并构建出新的商业模式。但笔者认为，5G流量免费的可能性不大，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方面，运营商建设5G通信网络需要投入巨额资金成本。据业内专家估计，5G建设总投入将高达2.3万亿元，而个人用户是通信网络的主要使用者，也就是主要消费者。目前运营商的4G投入成本还未收回，这部分消费者将是运营商的最主要客户，因此运营商不可能对5G流量实行免费。

另一方面，在5G商用初期，可能流量费会比商用中期要高，这也是4G在商用初期时出现的情况。从国际上已公布的5G无限流量套餐的价格来看，韩国运营商SKT的价格是770元/月，美国运营商Verizon的价格是706元/月，德国运营商德国电信的价格是658元/月，澳大利亚运营商Optus的价格是482元/月，芬兰运营商Elisa的价格是379元/月，可见各国5G流量资费价格均相对较高。

近日据《深圳特区报》报道，运营商内部人士透露，随着各地5G网络覆盖不断完善，5G流量资费也将快速走低，5G流量资费有望很快进入10元/10GB的价格区间，明年下半年估计会更低。因此，在商用初期，笔者认为，我国5G套餐资费或与4G套餐价格持平或略低。

运营商将更加面向企业

现阶段而言，相比对个人用户的影响，5G技术或更易对企业产生影响。

这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4G已基本实现了个人应用，当前我国有11.7亿4G用户，普及率接近84%，因此5G对手机用户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有限。另一方面，5G具有联接平台化、业务全云化、终端智慧化等特性，这些技术特点使其可以赋能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5G会像电一样融入企业运营全过程。

5G实现了通信网络由连接通道向连接平台的转变，在5G技术的赋能下，不同行业的企业有望获得一次新的发展机会，而提供基础网络服务的运营商也将获得新机遇。因此，在5G时代，运营商要在吸引个人用户的同时，花更多精力去争取企业用户，面向企业开发出更多的网络服务项目。

目前，5G在各个行业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在笔者看来，5G时代，运营商向企业可能提供的服务主要有3种：

一是企业专属流量产品。流量收费由向个人用户端扩展到企业用户端，购买专属流量产品的游戏类企业可为玩家提供加速游戏通道，购买专属流量产品的视频类企业可为用户提供快速、高清的视频访问通道。

二是企业专网服务。对于网络质量要求较高的企业经营场所，运营商可向其提供虚拟移动专网和局域网服务，推动办公地点、产业园区、生产车间等场所的5G网络建设，实现智慧办公、智能管理、智慧安防、智能制造等功能。

三是为特定行业提供网络覆盖服务。现阶段，我国5G网络覆盖范围有限，运营商在网络建设时可考虑与一些特定行业，如智能驾驶、智慧农业、智慧医疗等展开合作，优先为其提供网络覆盖服务。

探索开发新商业模式

5G不仅是一次通信技术的革命，更是整个通信行业生态系统的升级。可以预见，具有大带宽、低时延、高可靠连接属性的新一代通信网络，必将助力运营商形成新的业务模式。作为5G主要建设者的运营商，面对新的发展机遇，应该适应并引导变革，探索开发出新的商业模式。笔者认为，运营商应具体从如下3方面入手：

一是从设备流量入手。5G时代，万物互联雏形逐渐显现，物联网设备可能爆发式持续增长，运营商可通过扩展连接和超越连接来实现与智能设备的新联网模式，通过为不同智能设备提供流量及其他业务服务实现盈利。

二是从垂直行业入手。目前，三大运营商都在推动5G应用场景发展，中国移动推动5G智慧城市建设，中国电信布局智能垃圾回收，中国联通加快开展5G智慧物流。虽然运营商与相关垂直行业的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很多5G应用场景已逐渐成熟，如高稳定网络连接、高清4k视频、虚拟现实、精准定位等。

三是从云服务入手。运营商在云网基础设施上有着较强的优势，再加上在政府、公共领域拥有的丰富资源，近年来运营商的政务云、医疗云、金融云等云业务发展较快，如中国移动中标首个国家级政务云项目、中国电信为很多金融机构提供定制云服务。5G进一步提高了云服务的能力，运营商应该充分挖掘云服务的市场机遇。(左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