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科学家的进与退(2)

那年春节，他利用假期废寝忘食搞出了一项科研。节后上班，他兴奋地把研究成果拿给自己的学生刘志红看。25岁的刘志红说：“王老师，您设计的这些都没有用，IBM的PC机总线上有一条线，您可以检测这个信号。”

这件事对王选的震动很大。他想起华裔电脑巨头王安、美国巨型计算机之父克雷、世界第二大计算机公司DEC的总裁奥尔森，都是叱咤计算机界的风云人物，却都因晚年跟不上技术发展的潮流，从而导致下台甚至公司破产。

不久后，王选任命了3个年轻的研究室主任，分别是：36岁的肖建国、28岁的阳振坤和28岁的汤帜。

1993年，王选（中）在听汤帜（左）的汇报。图/受访者提供

汤帜被提拔为研究室主任时，正是开发飞腾中文排版系统的初始阶段，王选为他调去很多优秀的程序员。那时互联网还不发达，王选托人把资料和软件从国外带回来。

1995年开始，王选让汤帜去做日语的排版软件。这是一项挑战性很大的任务，因为日本人对排版软件的要求苛刻细致，这对汤帜的成长影响很大。

王选曾说，有三件事让他兴奋不已：一是在攻克技术难关时，冥思苦想，几周睡不好觉，忽然一天半夜灵机一动，想出绝招，使问题迎刃而解，感受到难以形容的愉快和享受；其二是苦苦开发的产品实现了产业化，被用户大规模地使用，这种成就感千金难买；三是发现年轻的杰出人才并委以重任。

他曾谈起为什么看好汤帜。汤帜读研期间做了图形裁剪软件，难度很大。王选问他是怎么想出来的，汤帜说，想不出来再想，一直想到明白为止。王选当时就断定，此人将来会有出息。“我断定他能在研发一线干到50多岁，因为他具备三个特征：痴迷技术、思维严谨、团结能力。”

汤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王选对他的影响是一种言传身教。他记得在90年代的大机房里面，王选想找谁沟通，会经常直接走到他身边去，而不是把人叫去办公室。

王选销售一代、研发一代、布局一代的“三步走”策略对汤帜影响深刻。“90年代末和新千年初时，国外的新技术一出现，我们基本上马上就会有新技术和他们竞争，甚至超过他们，就是得益于王选老师的前瞻性眼光。”他后来主持研发的“基于数字版权保护的电子图书出版及应用系统”，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对于王选“科技体制改革的实践探索者”这一称号，汤帜认为，王选是100位改革先锋中对体制改革作出特殊贡献的，在产业推广上发挥了很大作用。

退出管理一线

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王选却有清醒的危机意识。他清楚，以技术发家、以技术为本的企业，最大的风险是技术是否一直领先，这就是领先的脆弱性。他提醒，要警惕“成功是失败之母”。

对自己，他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从1997起，年过六旬的王选开始退出管理一线。他说，比尔·盖茨曾经讲过，让一个60岁的老者来领导微软公司，这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同样，让一个61岁的老者来领导方正，也是一件不可设想的事情。

2002年，他宣布辞去方正控股（原方正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职务。他幽默地形容自己是“努力奋斗，曾经取得过成绩，现在高峰已过，跟不上新技术发展的一个过时的科学家”。

他说，有一种马太效应，就是已经得到的会得到更多，没有得到的永远得不到，在中国尤其要警惕马太效应。“这个马太效应现在体现在我的头上很厉害，就是什么事情都王选领导，其实我什么都没有领导起来，工作都不是我做的。”

王选说，世界上少有60岁以上的计算机权威，只有60岁以上犯错误的一大堆人。“我觉得人们把我看成权威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呢，是把时态给弄错了，明明是一个过去时态，大家误以为是现在时态，甚至于以为是能主导将来方向的一个将来时态。院士者，就是他一生辛勤奋斗，作出了贡献，晚年给他一个肯定，这就是院士。所以千万不要把所有院士都看成当前的学术权威。”

“最幸运的选择”

2000年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张旋龙在香港的家中接到了王选的电话：“旋龙，我查出癌症了，别担心，我一定战胜这个癌细胞。”

2005年的一天，病中的王选还和张旋龙谈笑风生。他说希望照排系统能进入英文出版业，还让张旋龙带一些香港的报刊给他看，但不要登明星新闻的娱乐杂志。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交谈，不久后，王选开始住院，再也没有出来。

确诊罹患肺癌的第三天，王选就写下了一份遗嘱。

遗嘱中说，当癌细胞全面转移、医生认为只是延长寿命之时，就坚决要求实施“安乐死”。妻子陈堃銶也支持这样做，两人都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物力和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