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管理革命规避“创始人依赖”

　　尽管各执一词的“真相”和“证据”在不断被披露，京东董事局主席刘强东在明州究竟经历了什么，到底是“性侵犯”还是“仙人跳”，至今依然是一场扑朔迷离的罗生门。

　　在美国检方已经宣布不起诉之后，在没有法律来定性的“公共审判”领域，可以预测的是，无论有多少所谓的证据被放出，人们都将只会选择相信那些能够佐证自己最初观点的证据，刻板成见已然形成，真相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无法抵达。

　　在事件真相之外，京东的公司股价和市场预期，是章泽天之外唯一可确认的“受害者”。

　　刘强东并不是第一个卷入桃色丑闻的知名企业家，但至少从股价的市场反应来看，他的明州丑闻对京东市值和声誉所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其他同类型事件。

　　我们能够看到，同样是电商创始人的贝佐斯，与明州事件几乎同期被媒体曝光出轨，但贝佐斯没有受到太多苛责，亚马逊也没有受到太多冲击，与刘强东与京东的命运有云泥之别。

　　从个案来看，这家1998年成立的企业，在过去的20年来一直有着极为鲜明的刘强东个人标签。在过去十多年中国互联网创业的黄金时代，刘强东式的强势创始人，不仅普遍为资本所偏爱，更是商业神话的一个绝佳的承载体。此外，虽然经过多次融资稀释股权，腾讯如今是京东的大股东，但是牢牢攥着京东近8成投票权的刘强东一直是京东这艘巨轮毫无疑问的掌舵人；而且，在从外界看来，除了刘强东，京东并没有可堪担当的二号人物。

　　这样的案例在中外并不鲜见。从当年陷入桃色丑闻的美国百思买创始人理查德·舒尔兹，到后来因为非法经营身陷囹圄的国美董事长黄光裕，明星企业家对于公司本身的发展来说，是一把极为锋利的双刃剑——此前的人设牌打得有多成功，如今的教训就有多深刻。

　　这并不是否认企业家与公司之间的联系，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所在，是企业的底线，也是企业发展的天花板。但是，当公司已经告别最初的创业阶段，而是具有相当规模及业务体量的情况下，如果公司治理机制依然是深度绑定在创始人身上，那么外界对它的风险预判自然也与创始人紧密链接。

　　从西方企业实践的角度来看，有许多办法来规避这样的“创始人依赖”，包括董事会、信息披露、独立外部审计等当代公司治理体系，也正是基于百年来无数企业所遭遇的危机摸索而来。

　　从瀛海威时代算起，中国互联网公司和新巨头们已经走过了自己的少年时光。伴随着经济进入转型升级阶段，摆在所有新经济公司面前的首要转型阵痛是，企业家不再是以往的小团队直面市场作战，而是成为了大集团的掌舵人。而管理经验的匮乏、管理人才的“真空”、公司治理结构的滞后，催生着包括阿里、腾讯在内的诸多巨头开始自己的管理革命——不管是高层变动，还是末位淘汰，抑或员工结构“大换血”，甚至是企业家的危机时刻，这些都是对公司治理的新的考验。

　　对于进入白银时代的中国互联网和开始告别创业期的中国新巨头来说，一种完全不同于创业时代的新考验正在到来，只有建立可持续的科学管理结构、更加注重公司治理体系优化的公司，才能在这场全新的战争中获取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