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名红通人员逃亡路:首选美加落脚、在外打工吃面(2)

但我国海外追逃中成功引渡的案例极少，56个到案的“百名红通人员”无一是引渡回国。“一国犯罪嫌疑人出逃到其他国家后，犯罪嫌疑人的国籍国如果想将其引渡回国，必须经过其所在国的同意，而国与国之间是平等的，因此引渡的前提是需要签订双边的引渡条约。”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李滨告诉记者。

截止到2018年8月，中国只对外缔结了51项引渡条约，其中不包括那些外逃热门国家。“有些犯罪嫌疑人因此专门盯准尚未与我国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出逃。”李滨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但引渡出逃人员已经开始破冰。2018年11月30日，外逃保加利亚的职务犯罪嫌疑人姚锦旗被引渡回国。这是国家监察委员会成立后成功引渡第一案，也是我国首次从欧盟成员国成功引渡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

姚锦旗原任浙江省新昌县常务副县长，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巨额财物，2005年12月出逃。2018年10月3日，国际刑警组织对姚锦旗发布红色通缉令。

未签署引渡条约，也不意味着无法将犯罪嫌疑人引渡回国。2018年8月，“百名红通人员”第3号乔建军外逃多国后在瑞典被拘捕。此前的2015年3月，乔建军因为涉嫌移民欺诈、洗黑钱等罪名，被美国加州联邦检察官正式起诉。

据《红色通缉》报道，中国与瑞典之间虽然还没有引渡条约，但中国已经向瑞典提出引渡请求，瑞方正在进行相关调查。

在未签订引渡条约的情况下，两国之间可以在遵守某些原则下开展个案协商。“比如互惠原则，一国在允许另一国引渡嫌疑人后，可以要求今后在从对方引渡嫌疑人时获得同等优惠；其他原则还包括双重犯罪原则，即一国在决定是否将嫌疑人引渡回国时，不仅要考虑嫌疑人违反国籍国法律，还要调查嫌疑人的事实在本国是否也构成犯罪。”李滨说。

据报道，乔建军在瑞典也涉嫌经济犯罪，已对其展开调查。

缉捕还是自首

劝返和缉捕是最主要的“百名红通人员”到案方式。21世纪经济报道梳理发现，56名到案人员中，40人被劝返回国自首，12人被缉捕回国。

中纪委网站上2016年6月刊登的一篇文章介绍，国外缉捕通常需要在外交部、公安部和驻外使馆的协调配合下，与逃犯发现地国家的司法执法部门通力合作。

每一次海外缉捕都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猎狐”故事。

我国的追逃工作组是如何在茫茫加勒比海上锁定付耀波、张清曌的？原来是电子游戏“出卖”了他们。《红色通缉》报道，付耀波的一大爱好，是玩三国类网络游戏，而追逃工作组抓住“三国类游戏”和“加勒比地区用户”两个要素联系游戏公司查询，发现某一款三国类游戏中，出现了一个很有特点的新玩家，这个玩家专门半夜帮别人的账号代练。最终通过当地电信公司锁定动态IP地址后发现，其正是付耀波。

“百名红通人员”第97号、广州市花都区政协原主席王雁威机关算尽，但最终作茧自缚。2013年6月，他和妻子两人忽然一起失踪。不久之后，广州市委、花都区委收到了一封署名王雁威，从美国寄来的辞职信。大约一年后，又有人从加拿大打来举报电话，说在加拿大温哥华喝早茶的时候看到过王雁威。

事实上，这都是王雁威的障眼法，他其实一直在国内潜逃。最终，工作组从王雁威同样涉嫌腐败犯罪的女儿身上找到线索，在清远源潭镇大山深处的一户农家抓获了王雁威。

劝返则是一种极富创造性的追逃方法，通过发挥法律的震慑力和政策的感召力，促使外逃人员主动回国接受处理。“严格来讲，这不是一种侦查手段和司法程序。”李滨说。

曾经声称“死也要死在美国”的杨秀珠最终回国自首，这是对其采取的“劝返、遣返、异地追诉”三管齐下、以劝返为主的追逃策略的成功。其间，她经历了避难申请被荷兰驳回、非法入境美国被拘押遣返、弟弟和司机先后到案归国，逃匿空间和心理承受力被极度挤压。

对回国自首人员往往会给予政策上的宽大处理，这也吸引了外逃人员被劝返。第15号陈祎娟是中国移动天津分公司原董事长权明富的妻子，正是权明富贪腐案发后陈祎娟出逃英国。

21世纪经济报道得到的判决书显示，权明富先后与陈祎娟表姐等人通话，给陈祎娟写规劝信，并委托律师、亲属到英国找到陈祎娟。在权明富的规劝下，陈祎娟于2016年1月14日回国投案。

中纪委网站2017年5月发布的文章介绍，与遣返、缉捕到案者的判决情况不同的是，劝返的“百名红通人员”刑期相对较轻，列举名单中就包括陈祎娟。而权明富的行为也被认定为重大立功表现，最终，受贿2960余万元、1200余万元财产来源不明的权明富获刑15年。

截至2017年5月，到案的40人中已作出判决的15名，作出不起诉决定的2名，撤案1名。其中，遣返或缉捕回国的判刑较重，3人被判无期，量刑最轻的为3年。

劝返者中则有人被判缓刑，有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另外，朱振宇属主动回国投案自首且系从犯，张丽萍经劝返归案、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一案情节轻微，检察机关分别作出不起诉决定。

“40人的不同境况释放了强烈信号”，上述中纪委网站文章写道，“海外不是法外，外逃不是出路”。

国家元首亲自谈追逃

“这几年摸索了一个方法，就是通过异地追诉，向有关国家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这个外逃人员，在获得身份的时候，他采取了欺诈、违法手段，向当地转移资产，这样促使外国的主管机关，对他在本国采取法律行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黄风说。

如果外逃人员被所在国认定非法移民或者洗钱成立，将面临被遣返或驱逐出境，到时就只能“束手就擒”。56名到案人员中，杨秀珠的弟弟杨进军，以及李华波均是被遣返回国。

不过，在异地追诉，向有关国家提供证据材料证明，考验我国追逃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这是以前海外追逃不力的一大掣肘。

尤其是很多案件由地市一级办理，江苏省淮安市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徐建国介绍：“地市一级的没有办法，国际追捕这一块儿对于我们来说不掌握怎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