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高管告诉你中兴通讯遭制裁的真相和应对策略(3)

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远远的地方大发感慨。中兴合规部门的说法居然是，早就提出过建议，但未被公司采纳；鉴于合规部门的重要性未被重视，应当建立可以直达公司最高决策层的通道。看了这个，恨不能把这帮小子给抽一顿。都什么时候了，居然仅仅是想给自己部门争权力，而不是所有部门的人都先想一想自己做错了什么。如果中兴真垮了，高层都不在了，你直达哪里？

竞争的较量是一种大团队的行为

中兴与美国方面的官司早就不是第一次了，第一次官司应该说就是我处理的。

当时我负责视讯产品线的市场。美国视频领域的P公司找到一家美国律师行，发给中兴的美国分部和公司总部一份律师函，说中兴的4010视频终端侵犯了该公司的专利。律师函中态度非常强硬地要中兴将侵权产品的数量以及库存等数据发给他们。

遇到这样的事，当然有些头疼和烦乱。我找到公司法务部，对方给出的意见是，经过调研相关专利和法律，应该说没有侵权，因为我们产品的外观与P公司产品的外观有明显差异，并且外观专利这种事情本身就存在相当大模糊性，但也不一定。这等于什么也没说。他们给的建议是“先拖着”，这种官司没几年时间完不了，看对方怎么做再做决定。

几次律师函来回，虽然中兴的律师函写得水平真是非常高，但此事没完没了把人搅得也不免心烦，老这么拖着也不是办法。或许对方就是用这种方式搅乱你的市场步骤。此事显然仅仅靠律师无法找到真正的解决办法。对方不可能肯定地说我们的产品绝对没侵权，也不肯定说我们就是侵权了。

首先你得搞清楚事情本身是什么，对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才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仔细研究了很久，最后终于推理分析完。事情是这样的：P公司事实上是中兴通过贴牌销售方式帮助引入中国市场的。最初的4010系列产品，在宣传资料上印的就是P公司的产品。但后来中兴开发了自己的终端产品，为了市场的延续性，用的产品型号还是叫4010。其外观不能说一点儿没学习别人的产品，但要说侵犯了P公司产品的外观专利，也的确有些否定我们自己开发人员的辛勤劳动。

由此我想出了一个大胆的策略。对方是找律师行来做此事，而律师行其实并不一定了解整个事情的经过。因此我设计了这样一个策略：直接向P公司北京分部和美国P公司总部各发一封律师函，说最近我们收到一家美国律师行的一系列律师函，称我们的4010产品侵犯了P公司的专利，但4010本来就是我们与P公司合作项目的产品，本身就是我们获得贵公司授权的产品，怎么可能有专利侵权之说？对方根本就没搞清楚我们与P公司的合作是怎么回事，因此我们怀疑该律师行就是一诈骗团伙。特将此事告知贵公司，并对双方长期友好愉快的合作表示感谢。

中兴律师依此计发了函，并把前面所有双方往来函件，认为P公司完全不知道此事地全发给对方。我相信我的这个的策略完全出乎对方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让对方彻底晕菜了。从此再没收到过该律师行的函件。

没有法律的支持能想出这种策略吗？当然不能。但仅靠法律部门可以吗？当然不可以。这就是为什么所谓“建立可以直达公司最高决策层的通道”的制度设计根本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原因所在。这丝毫不是要否认专业律师意见的极重要性。但他们怎么能清楚具体业务是怎么回事？怎么能给出判断极其精准和有效的决策意见？肯定只能是模糊不清和不会负最后责任的警告，让你听也不是，不听也不是。

本次中兴遭全面禁售一事，如果仅就事件本身来说，其实简单之极：应对程序型市场，必须要有高度的程序型思维；之前事情做成什么样，谈成什么样就不说了。既然事情都已经定了，4位高层都已经辞职了，因为35个人的奖金和处罚问题而让中兴陷入近乎灭顶之灾，那么合规部门事先提出过明确警告吗？市场的任何竞争都是全面和系统的，必须有跨专业的团队全力互相合作。而缺乏跨专业、跨学科合作，正是中国公司，甚至中国人才、中国教育的极大软肋。这不是中国人的问题，是中国人所受教育的问题。

今天我们在实际活动中遇到的越来越多的重大问题，都是越来越跨学科、跨专业的。而对这一类重要问题，我觉得中国整个科技和教育系统都没明白该提供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来解决。美国是西方科学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如果我们不能最深刻地理解科学是什么，以及当今以跨学科为创新主流的发展趋势，就无法系统地理解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什么。不理解对手，就无法知已知彼，所谓产业升级和创新也只能是一种梦幻。

如果问题本身是跨学科的，而你只是从单纯的专业角度考虑问题，就必然遭受你根本不知该如何还手的高维攻击。反之，如果你能具备更强的跨学科能力，就可以对对手进行降维攻击。

从TD到通信芯片

当年我在中兴时，并不负责移动产品研发，但早就极力向中兴高层建议全力介入TD领域。我负责印度市场时，作为李进良等国内“TD旗手”们背后的智囊，与他们一道全力推动TD在中国的应用。最终中兴高层采纳了我的部分建议，并在TD产品领域获得巨大利益。

为什么我要全力推动中兴进入TD领域？在我给中兴领导的万言书中有详细讨论。当然有多方面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两个，一个是中兴会因差异化而在TD领域获得极大市场机会，另一个是中国公司迟早需要掌握核心芯片才能建立牢固的市场地位。一般由西方公司推动的通信技术，我们很难有机会全面掌握其中的芯片研发，但TD技术中有大量新的芯片研发机会。这也是我与李进良等很多TD主推者的主要期待之一。

尽管受到大量误解，但事实证明，华为之所以现在能在麒麟等手机芯片上有所进展，与从TD发展时诞生的专业通信芯片公司中招到一批杰出的芯片人才是密不可分的。本来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中国通信公司可以全面掌握核心芯片的机会，但很可惜，这次机会没有被中兴最充分利用。中兴因TD设备赚到钱就满足了，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全面介入芯片领域的重大机会。

你要在标准通信技术领域开发芯片，必然遇到与美国供货商直接竞争的问题，而在TD这样的领域开发芯片则不会有这个问题。华为现在能有麒麟芯片，并不是说它一开始就做手机芯片，而是华为旗下子公司海思通过机顶盒芯片悄悄地积累了很多年，到最近才有手机芯片上的突破。TD产品的机会被中兴抓住，但由此带来的芯片开发机会却被错过了，太可惜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当时极力在中兴推动TD产品，已经让很多人认为是扯得太远了，再提议以此为基础去开发芯片，肯定会被认为是扯得没边了。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等早就可以判明的重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才会明白？为什么那么多通过科学的思维和推理就可以明白的极其简单的道理，一定要用惨痛到令人不忍的实际教训来做教材？甚至就算到了这个地步还是不明白？

安全性问题真那么复杂吗？其实很简单

事实上，中兴与华为很多年前就因安全问题被美国政府调查了。那时我已经离开中兴，看到中兴与华为的高管在美国国会接受质询的电视镜头，真的感到非常耻辱和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