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入5万过得像月入5千？西二旗程序员生活究竟如何(2)

去留

（中午1点，新浪总部大厦楼下，一些员工在等外卖。外卖是许多员工午饭和加班餐的主要选择。实习生 杨子怡 摄）

28岁的工程师张行不太欣赏迭代。他追求代码之美，定义清晰、便于复制和延展，在数学上简洁漂亮。像一棵树，叶片交错不遮挡彼此的阳光，枝干延伸出无数可能。

迭代的快速进程不允许他有太多精力投注于美的建造。他目前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参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工作，团队最近的任务相当于在1个月内将算法的“房子”扩建一倍：地基重打，构架再建，砖瓦另铺一遍。

他工作过的上家公司是通信领域的一家外企。那家企业的代码倒算“标准漂亮”，工作节奏平缓，办公室着装严肃，不允许穿短裤。他是部门里最年轻的，周围同事大多30岁出头，下班不多待，掐点去接小孩。

2018年新年前夕，他所在的整个部门被裁撤了。在那之前的数月，这个消息是公司只对他们保守的秘密。部门同事被频繁派往海外公差，不再深入工作，只被要求进行交接。宣布的那天，一个西装革履的外国人带着一个膀大腰圆的中国保镖走进了格子间，所有人才醒悟过来。

公司提供了十几万元的补偿金，同事们互相调侃“多裁几次就发财了”。裁员第二天早晨，他睁开眼，在习惯性要起身的一瞬间意识到，自己无班可上了。

整个通信行业内，外企的劣势日益明显。那些“生猛迭代、拼命进化”的中国企业正在占领主导位置。

这个行业也终不敌互联网的风头。风光竟在往日，张行一位同事10年前从东北一家工科院校毕业时，同学们争相去中兴、华为的招聘摊位前递简历，只有那些成绩一般的，才不得不选择深圳市一家名为腾讯的“小民企”。

在西二旗，击退张行前公司的一家中国通信企业里，张行的同学王召常常思索：自己是不是“看得太开了”。

王召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可运气不好，入职时间卡在公司两次集体涨薪之间，前辈后辈都比他收入高。他能感觉到这家公司与互联网企业在气氛上的差别，更像是家严肃的国企，层级明确，团队气氛容不得玩笑。他换了几次组，试图和最前沿的领域更近一点——“做技术的都有这样的执着”。但行业受限，公司能提供的前沿是有限度的。

他开始考虑跳槽。经验证明，跳槽是程序员解决一切问题的捷径。

对于局外人来说，跳槽总是毫无预警地发生。林一周围，隔一段日子有人会突然提出请客——要离开了。那些事先张扬的跳槽往往难以贯彻，更多时候是一种暗示上司涨薪的要挟。

根据朋友们的经历，下家公司负责面试的人力资源部门负责人对技术专业水平缺乏深入认识。他们往往秉持一个简单粗暴的标准：一个人的价值由他在上家公司的收入决定，在此基础上给予一个涨幅即可。

同公司内，涨薪和升职的比例被严格控制。因此，越频繁的跳槽往往能带来越多的福利。只是，跳得太过火了也会被雇主嫌弃忠诚度太低。一个较合理的节奏被摸索出来：18个月跳一次。

同一领域的圈子里，有时同一拨儿面孔换来换去，在不同的招牌下交迭出现。林一觉得这样不太合理，“外来的和尚不总是会念经”。

陈嘉嘉则认可跳槽的调节作用，“其他公司的经验和视角是值钱的”。她刚跳出了西二旗，薪水也跃到了之前的两倍。她觉得自己还算幸运，每一次在小组和公司间的跳跃，都落在了当时最具增长空间的领域，成长更快，收获也更多。

在她的世界里，等级C是个可怕的字眼。同类词还有等级D或3.25（满分是4），公司不同修辞不同。

这个字眼代表着淘汰。程序员在KPI（关键绩效指标）上不合格时，可能会收获这样的评价。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一年里，他们没有涨薪资格，也无法获得年终奖。收到这样的判决，他们只有一条路：自己选择离开。

为了激发员工的最大工作效率，互联网公司往往会设置一定的淘汰比例。在陈嘉嘉待过的公司，每10个人中有1个人会被打上等级C的标签。

去留之战也在同公司的团队之间打响。一些互联网公司会在发展成熟的领域设置两支研发目标一致的团队，称为A队和B队。两支队伍在竞争压力下争分夺秒，也毫不留情地指出彼此的失误。只有一队最终能被选择。

林一所在的团队年轻，又前行在未被踏足的道路上，同伴彼此信任，有种归属感。一位业界前辈曾和他们短暂合作过，对自己的代码护得很严，要求明确标出属于自己的成果。年轻人觉得他奇怪。“他可能也觉得我们怪吧，没吃过亏。”林一说。

在林一入职前，这家创业公司正陷于一场大战，对抗一位力求进入中国的国际对手。紧张的空气笼罩在公司上下，钱和人是弹药，被第一时间搬往可能遭到攻击的防线。林一暗自担心了一阵，怕还没毕业东家就没了。

这家公司挺住了，收购了对方的中国分支，对方退出中国市场。今年初再战国内另一家创业公司，公司气氛明显淡定了很多——之前那么大的敌手都斗赢了。

“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林一说，“有战争才需要我们啊。”

钱

（雨雪天，乘客在地铁西二旗站公交站等车。这条西二旗大街晚高峰时堵车严重。实习生 杨子怡 摄）

陈嘉嘉感谢互联网，她觉得只有在这个急剧扩张的行业里，年轻人可以不靠拼爹，凭一己之力一行一行写出一个未来，获得跨越阶层的报偿。

相比刚入行时，她工资多了4倍还多，年薪接近百万元。她不化妆，忙碌起来头发都可以到公司后才梳，入夏后穿一双塑胶拖鞋，见朋友时才换成凉鞋。她对包包失去了兴趣，日常拎一个小塑料袋，里头兜着门钥匙、手机和工卡。塑料袋是公司发水果时送的，丢了也不可惜。

她能无缝融入西二旗浩荡的“码农”中，夏天是格子衬衫和T恤裤衩的海洋，秋冬则覆盖着连帽衫和羽绒服。他们中不少背着公司统一配发的双肩包，保护着笔记本电脑，随时可以拿出来写上一行代码。

“你根本看不出来他们中有谁手里握着价值几百万元的股权。”陈嘉嘉说。在她看来，收入变了，追求“高效简洁”的生活习惯没必要跟着变。

新公司的格子间里没怎么摆植物和玩偶，她斥巨资购进机械键盘，替换公司配的“不好用的”家什，甚至买了自己的鼠标——“600块呢！”下一步换个显示屏再添置一个睡袋，一个标准程序员式的消费升级就完成了。

一些程序员会小心维持一个只属于自己的世界。有人收集钢笔，也有人购买用于网络游戏的玩具枪支——“给儿子买的”，儿子刚满4个月。

陈嘉嘉不太喜欢新公司的氛围。上班头一周开大会，领导话音落下，全场啪啪鼓掌，齐声叫好，“跟个传销组织似的”。她已经听说新人“破冰”活动上擦边玩笑开得相当过火，打算临近时申请出差躲过一劫。

诸多不适，她还是无法抗拒“给的钱多”。

钱对于她来说是一种肯定。价开的越高，代表对她的工作评价越高，她这个人“不算没有用”。

她单身，有时仿佛穿梭于两个平行世界，一边是处处尴尬的相亲，不断遭到否定；一边是一路凯歌的求职面试，不断获得肯定。

“工作救了我。”陈嘉嘉说。她紧紧攀住那个逻辑和数字构建的世界，写代码、看论文、每天背几个机器学习相关的英文单词。没有空闲给眼泪，在这里，她被需要着。

“其实高工资也是榨取价值的手段，大家都是螺丝钉。”她看得很明白，“但这至少也承认了我有价值不是吗？”

她很少抱怨或抗议，总觉得市场自由，“如果实在看不惯可以选择离开”。

林一很欣赏在另一家互联网公司任职的一位前辈。他的算法将广告投放精准度提高了1%，为公司带来了十几亿元的增收。这些价值自然不能等比例折算为工资，前辈成为业界的一个传奇，“已经值得了。”